2017年5月11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货轮“中远发展”号满载集装箱抵达美国东部海岸的萨凡纳港口。

美国拉斯维加斯，当地时间1月9日下午，全球最重要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会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发布大厅座无虚席，华为消费业务CEO余承东正在进行他的主旨演讲，内容是关于华为Mate10手机进军美国。

和大多数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企业高管相比，余的英文同样带着浓重的中式口音，好在十分流利。中规中矩的产品性能与市场战略介绍过后，余承东打出了一张新的幻灯片，题为“我想分享一些事情”。

“这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我们最终没有进入（美国的）运营商市场……这是我们的巨大损失，也是运营商的，更是用户的，因为他们失去了最好的选择。”

“我们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我们赢得了新兴市场的信任……我们赢得了所有欧洲和日本运营商的信任，我们服务全球7亿多人口，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品质，我们证明了自己的隐私和安全保护。”

这段多少带着情绪的排比句，被外媒评价为“本届CES最好的演讲”，“罕见的真情流露时刻”。原来，就在CES开幕前不久，美媒曝出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AT&T临时决定放弃销售华为手机，而华为原定在CES上宣布双方的合作协议。在美国市场，90%的智能手机都是通过运营商销售，得不到AT&T的支持，华为只能通过公开渠道商和电商进行零售，市场份额会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

无论是AT&T还是余承东，都未明说合作告吹的缘由，但国际舆论和业界普遍认为，压力来自美国政府。早在2012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就对华为产品的安全性表示担忧，在华为与AT&T洽谈期间，阻力也一直存在。2017年12月，18名美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要求委员会对华为与美国运营商的合作展开调查。

华为在美遇阻并非孤例。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中将在投资贸易领域开战的声音就不绝于耳。2月，特朗普的首份国情咨文中，首次将中国称为对手（rival）而非竞争者（competitor），这一外交辞令的变化，反映了美国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微妙的心态转变。尽管多数人认为中美全面开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摩擦已然升级。

美国频繁出击，中国克制回应

中资在美的投资并购中，常常遇到的一只“拦路虎”便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理论上，任何超过被投资/收购公司股权、投票权和表决权10%的投资和交易都有可能触发CFIUS审查。2017年CFIUS审查了将近240起交易，其中因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原因导致交易未能完成的约为20起，大大超过2016年的6起。2018年伊始，蚂蚁金服和速汇金就因CFIUS的反对，签订了终止交易协议，似乎昭示着今年中资入美依旧困难重重。

CFIUS也并非总是从中作梗。去年11月，CFISU批准了吉利汽车收购美国飞行汽车公司Terrafugia。今年1月17日，又罕见地通过了国有中企北方华创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Akrion。在另外一些时候，阻拦交易的另有其人。2月15日，美国证监会否决了重庆财信对芝加哥交易所的收购，此前这笔交易已经通过了CFIUS的审查。

除了投资并购，贸易方面也同样摩擦不断，今年年初到本刊发稿前，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国出口产品开展了四次反倾销反补贴（即双反）调查。

中美贸易一直存在龃龉，但目前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一组有关时间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去年9月，特朗普否决中国某私募基金收购美半导体公司Latice，这是27年来美国总统第4例否决的同类收购案。11月，美方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的调查，则是25年来美商务部首次在没有国内行业申诉的前提下自行发起的“双反”调查。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动态是，美国政府绕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不断启用早已搁置多年的国内贸易保护法规。比如，去年5月，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对进口到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家用大型洗衣机的调查，动用的是《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201条款，上一次美国政府启动201调查还要追溯到2002年小布什当政时期；今年春节期间，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进行调查，相似的例子也要回溯至1999年和2001年，且当时美国商务部均未建议采取措施限制进口。

如同布鲁金斯学者Geoffrey Gert撰文指出的，“特朗普政府正在美国贸易执法的剧本里东翻西找，掸去那些已经经年未用的贸易工具上的灰尘。但他们不会撕破这个剧本。他们希望的是将现行制度推到极致而不是推翻它。”

2月4日，中国商务部也罕见地宣布对美国进口到中国的高粱发起“双反”调查。尽管商务部并未将其与美国设立贸易壁垒的行为联系起来，但其中的火药味不难嗅出。《纽约时报》随即发表题为《中国贸易调查瞄准特朗普票仓》的文章，称仅对高粱行业征税虽然会让农民承受损失，尚不会造成严重损害，令人担忧的是贸易摩擦可能会扩大到其他更重要的经济领域如大豆，而大豆生产商是美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箭在弦上的301调查与CFIUS改革

在这样的焦灼情形下，一则外访新闻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于2月27日至3月初出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合作与美国交换意见。在中国两会召开前，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访美实属罕见。

有评论人士分析，选择此时，可能源于特朗普将在近期公布从去年8月开始的301调查的结果。所谓301调查，是指去年8月14日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调查的重点是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作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等。

莱特希泽表示其向特朗普建议调用《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美国启用这一单边主义条款的频率就逐步降低。一旦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在强制技术转移和其他贸易实践中存在“不当得利”，或形成知识产权侵权，白宫可能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相应产品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今年1月份，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甚至恐吓要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行为开具巨额“罚单”：“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赔偿，数额是你无法想象的。”

不过，虽然特朗普急切希望推进，但美政府内的其他官员则对301调查的法律进程有所异议。有报道显示，美国也许会和欧盟及日本一起处理该问题，通过WTO的多边框架而非单边行动来解决。

除了301调查结果悬而未定，CFIUS的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去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提出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MMA），除了引入申报备案、延长审查时间等，更重要的是对CFIUS进行了扩权。

此前，一些中国企业通过与美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规避CFIUS的审查，新的改革法案里将此类企业也纳入了审查范围；而对“关键科技”概念的扩充，实际上给予了CFIUS审核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要它认为该项投资涉及到“新兴”科技，就可以发起审查。该法案并未对中国指名道姓，但中国毫无疑问是落在法案所述“特别关注国家”之中，一旦法案通过，中国科技企业受伤亦会最深。

1月下旬，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就CFIUS改革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就在听证会前夕，白宫发布了一则公告，正式表达了特朗普对于FIRMMA的支持，同时也强调了现任政府依旧坚持开放投资的政策。这样的公开声明并不多见。当然，即使在国会山上，也不乏FIRMMA的反对者，他们主要担忧对于CFIUS的改革会改变美国长期以来自由、平等和开放地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气氛。在未来的几个月内，美国会还将对FIRMMA做出进一步的审议。

避谈全球价值链，特朗普做民意文章？

特朗普政府如此高调地对华发起投资贸易阻击，一方面是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新情况有关。跨境并购资深法律专家、著有《海外并购交易全程实务指南与案例评析》一书的张伟华律师告诉《凤凰周刊》，CFIUS否决中国投资并购数目的增多，首先是因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数量的上升，以及投资标的所在行业的变化。随着技术的进步，投资涉及的敏感行业不仅只是以前的能源、交通等，更是扩展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金融相关、涉及个人隐私信息较多的行业和公司等等。这些都是美国监管机构重点盯防的行业。

“尤其是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的海外收购是大力支持的，比如，半导体行业，各地政府支持的基金都对此大力扶持。这些国家倾向支持的行业和国外的行业及监管机构，是存在内生性冲突的。美国政府在面对这些收购时显得尤为谨慎和保守。”张伟华说。

另一方面，背后显然有民意的支持。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寿慧生将2017年称为美国的“运动元年”，左中右派难以汇聚共识和目标，情绪和党团利益劫持国家决策，国内矛盾主导外交的特点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投资贸易政策会不会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某些方面来看确实如此。以针对钢铁出口的232调查为例，中国是美国第11大钢材进口来源地，2016年向美国出口钢材79万吨，还不到美国全年钢材进口量的3%。“中国河钢集团一家2016年产量就已将近4500万吨，平均下来79万吨仅相当于它不到一周的产量。”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特朗普国情咨文解读会议上，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敏锐地指出这一点。美国政府似乎是在回应其国内蓝领工人的诉求，限制中国进口，但目前的举措对中国和美国贸易整体的影响预期有限。

贸易保护措施对于美国也是一把双刃剑。3月1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惩罚性关税，美股应声下跌，道指跌幅一度超过500点，领跌的就是需要用到钢铁和铝产品做原料的企业股票。受到该政策影响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日前就声称：“中国确实向美国出口了大量钢铁和铝，但坦率地说，美国从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进口的钢比中国多。”加拿大铝业协会CEO Jean Simard直率地对媒体表示：“特朗普总统刚刚发起了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很难说美国的行为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而且，在特朗普大谈特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时候，却对全球价值链避而不谈。以iphone这样的电子产品为例，大部分利润还是被苹果公司这样的高端设备制造商拿走了，留给中国的可能还不足2%，这是由中美两国在生产流程上的不同分工地位决定的。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统计，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逆差大概只有传统统计数据的48%-56%。

因此，对贸易逆差的鼓吹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和就业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贸易，而在于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公共政策面临艰难转型。中国前驻美公使、CCG高级研究员何宁表示，美国的失业人口多为制造业，由于缺乏足够的培训，因此这部分失业人口很难转移到其他产业再就业，尤其是转移到服务业。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大对其工人的技能培训，而非在贸易问题上大做文章。

中资应当怎么办

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国自身的总贸易逆差达5660亿美元，为2008年以来最高值。可见，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美国消费者恢复了承担进口电器、服饰和生活用品的财力，即使是去年美元走低帮助了出口，也未能阻止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从投资并购来看，据荣鼎集团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同比骤降35%，当年新宣布的中国在美收购计划涉及投资额的降幅更是咋舌——相比于2016年缩水了90%。荣鼎集团以“政策的两面夹击”为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冲击来自中国政府自身对境外投资的管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占据大头的境外投资方向被喊停，次要原因才是美国收紧投资审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对境外投资的管制已经出现了略微松动的迹象，但美国方面的审查却趋于严厉，2018年的中美经贸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针对上述复杂的情况，中方应如何应对？商务部研究院前院长、CCG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认为，目前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是多方面的，美国确实感觉到了中国强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不要轻易使用过激的词汇来刺激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由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在上升，而中国的整体顺差却在下降，这样的反差会使中国陷入被动，因此中方总的基调是保持贸易平衡，在这一前提下才是去保持出口的竞争力和积极扩大进口。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交易完成后，中国政府会出来表态说这是一个独立的商业交易，希望有关国家谨慎考虑。这个表态固然好，但有时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可能比起公开表态，实际支持的效果会更好。”张伟华说道。

对中国企业而言，眼下的确是一个困难时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张伟华认为，中国企业首先是要把美国政府的审批风险纳入考量范围，聘用专业的律师、政府公关和经济学家团队。

“我记得以前美国反垄断局局长说过一句话，有些交易根本不应该从董事会的大门里走出来。”

其次，企业要主动去打消监管者的疑虑，比如，向美政府承诺只做财务投资，或剥离相关敏感性资产——在北方华创获批收购半导体公司Arikon的例子里，就看到了这一点的成功运用，借助专业团队努力打造独立的商业主体形象。在谈判过程中，对于对方公司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要求中国公司承担排除万难获得监管机构审批的义务，以及承担审批未能通过后的反向分手费，都要谨慎对待，认真评估风险后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再者，便是信息的透明化，重庆财信收购芝加哥交易所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和监管机构的沟通过程中信息不断发生变化，致使美国监管机构生疑。

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曾签下2535亿美元的大单，涉及合作项目达34个，而就在当月，美国方面一连否决了4起中国在美的投资并购意向，且对中国出口的铝合金板发起了“双反”调查。

在刘鹤访美前夕，中国商务部宣布提前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上述“双反”措施原拟执行至2021年。这一措施与之前对美国高粱发起“双反”调查一样，同样着力于特朗普关心的农产品领域，但方向却完全相反，意在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

这一系列对比足以说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复杂程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赢中混杂着全球竞争格局下的矛盾冲突，以及双方各自内政民意的外化。中美贸易摩擦的增多是必然趋势，如何应时应地制定应对策略，将局势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在多个层面展开合作沟通，应是双方下一步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