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见经传的志文出版社在1967年推出《罗素回忆集》与《罗素传》，轰动台湾思想界。两书火速再版，志文一炮而红，当时思想界领袖殷海光亲到出版社，向老板张清吉致意。慕名往访的名流大吃一惊，惊艳思想界的张清吉竟然是蹬三轮车创业起家的小学毕业生。

张清吉出身贫寒，热爱阅读。蹬三轮车而不废吟咏，路边等客就展书阅读，感动了同在马路上讨生活的拾荒伙伴。1960年代的台北旧书业兴盛。旧书来自拾荒小贩，不少小贩索性转行做旧书生意。一些拾荒友人见张清吉如此热爱阅读，干脆指引他开旧书摊。张清吉的旧书摊与众不同，寻常潦倒文人开的旧书摊常有君子固穷的书生气，穷苦出身的张清吉却以火热雄心勤奋创业，极盛时同时开三家旧书店。

得益于在社会底层磨练多年，张清吉生意眼光务实而精准。他的旧书摊远离孤芳自赏的台北旧书集市牯岭街，开在台湾大学城中校区旁的临沂街，以全台第一学府的学生为主力客户。他用心琢磨学生的选书偏好，广结朋友，从而掌握知识分子的阅读品味，旧书进货精准，生意越做越红火。

旧书生意毕竟有限。在张清吉的旧书生意闯出名号时，一位台大学生林衡哲鼓动他进军出版界。这一激励，竟鼓捣出台湾思想界的领航出版社。

罗素的半调子启蒙运动

张清吉与林衡哲进军出版界的第一炮是盗印，由旧书中卖得好的品种“重新编印，一次印个一千本”。首先翻印《天下秘闻》，果然畅销。此后再印林语堂著作，“销售得乒乓叫，印两千本也一下卖完了，加印三千本照样全数售出”。择肥而噬的嚣张盗版中，第一桶金轻松到手。

1960年代的著作权意识虽然薄弱，但盗印仍然是见不得人的。林衡哲又发奇想，劝张清吉出版真正好书：“光只出这种书，没意思。除了赚钱之外，看不出别的太大意义。你应该出一些具有水平的书，对社会有益、有正面影响的书。”

出好书要经营作家，推广市场，成本巨大。但早年出好书另有翻译捷径。自清末民初起，翻译外洋著作是不需付权利金的无本好生意。在新文化运动的西洋知识热潮中，上海滩各大书局竞相抢译欧西名著。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由柏拉图译到康德、杜威、亚当·斯密，集西方思想之大成。

然而，商务、中华、世界等老书局渡海来台后失去翻译的拼劲。1950年代的台湾如同文化沙漠，老书局只要将上海带来的老版样重新上机，加印“台一版”，就能畅销热卖，连译者版税都能省下。当时台湾市面贩卖的翻译书籍大多是老上海译本。自桧以下，新成立的小出版社更没有出钱找译者的眼光，干脆编个译者假名，直接盗印各老书局的译本。

二战后的西方思想界百家争鸣，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热烈翻译的“新学”，多已成为过时的“古典”理论。19世纪意气风发的穆勒，是清末民初让中国人高山仰止的自由主义大师，商务印书馆热销一时的《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由严复迻译。进入1960年代，穆勒的学说已沦为“古典自由主义”，严复以福州话误译Mill为“穆勒”的中译名也正音为“弥尔”，但台湾知识分子能买到的欧西自由主义新知，仍是商务在1965年加印的“台一版”《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

早年两岸对峙，台湾战备，当局1979年前对出境采取审核制，台湾人不得任意游历海外。知识分子只能藉由书籍了解外界，但外文程度不高，阅读仰赖中译本。此时若出版社稍有雄心，斥资翻译最新名作，常能造成轰动。台湾早年的思想重镇文星杂志社曾出奇制胜，在1965年出版殷海光翻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名著《到奴役之路》，轰动文化圈，洛阳纸贵，被公认为台湾思想界进化里程碑。文星杂志社就在张清吉的旧书摊旁边，张清吉回忆道，他见到文星歇业时的大甩卖，“店里的人挤得人山人海，这番景象也使我见贤思齐”。

文星选书的手法很精妙。哈耶克本人文笔优美，《到奴役之路》的英文原本更以散文方式写成，读来毫无学术著作之艰涩，是写给普罗大众看的书，因此在1944年于英美上市时就是畅销冠军。笔者曾细阅英文原本，深深陶醉于哈耶克的文采。原著文笔好，中文译笔差一点也能畅销，而且这本书以论辩方式写成，带有热烈的批判感。1960年代台当局的经济建设偏向管制与计划，连新台币现钞换美元都要严管，哈耶克热切提倡的自由经济“看不见的手”，常能引起知识分子批判情结的翩然联想。

然而，殷海光对哈耶克著作的翻译热情，也只到《到奴役之路》为止。至于哈耶克热烈申论法治理念的《自由的宪章》（今译为“自由秩序原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以及光彩灿烂的理论巨作《价格与生产》，翻译上市就是赔钱货，文星的思想先锋们就无意跟进了。这三本书虽然同样在1966到1974年间陆续译出，却是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纯学术著作，即使免费赠送各大学图书馆，也乏人问津。

张清吉完全吸收了《到奴役之路》的成功精髓。一本能征服市场的思想巨作，原作者必须是名震全球的大家，内容必然是给普罗大众读的散文式作品，而且要带点辛辣热烈的批判味。志文出版社的翻译开山之作《罗素回忆集》，就是《到奴役之路》成功经验的翻版。

罗素的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当时还没有中译本，在台湾算是“新书”。罗素风骚欧美哲学界半世纪，被诺贝尔委员会歌颂为“西欧思想与言论自由最勇敢的君子”，又曾于1921年应梁启超与张东荪之邀来华讲学，中国知识分子听熟了他的大名。其回忆录的内容更是畅销保证。出身贵族家庭的罗素任性狂放，又是极端的怀疑论者，一生愤世嫉俗，率性而行。罗素自称回忆录是“个人记忆的画像”，是一部小品式的追忆，因此不谈艰涩学理，却以闲谈语气、生动文词坦率回顾一生的奔放狂行。而且罗素文笔优美而热情，即使翻译不出色，也很难遮掩原文的热烈文采。

这是本阅读毫不费劲的轻松读物，更是足以让知识分子在人文关怀的“装逼”批判之中展现“档次”的云端作品，《罗素回忆集》便火爆大热。志文的“新潮文库”由这本奇书出发，风起云涌，在1967到1990年代间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食粮。2007年，台湾出版业界举办“向资深出版人致敬活动”，评选委员大学都是读“新潮文库”受启蒙的，一致誉美张清吉“开创了台湾新潮的一代”。

然而，“新潮一代”虚有其表。

考试机器的知识梦

日据愚民年代，中学大学数量奇少，升学难如登天。直到台湾光复后广设学校，社会阶层才能靠考试浮动。1950年代，台当局积极增设学校，激起惨烈的升学主义。1958年后，大学联考录取率在30%上下，激起家长望子成龙的热情，从初中、高中（高职五专）到大学（四技二专），三大阶段联考使学生很容易沦为只会背题库的考试机器。到了1960年代，大学里已经是清一色由联考循序打造的考试机器，如作家三毛等拒绝题库教育的奇才逸士，只能沦为社会边缘人。

挤进大学窄门后，学生仍然靠考古题库读书考试，发挥剪刀浆糊的拼贴功力写论文，“新潮一代”知识水平很贫乏。然而，“新潮一代”以论辩批判为风尚，因此人人乐读《罗素回忆集》，模仿罗素的狂傲，浇灌心中批判热火，却无心深入罗素理论。

当时台湾市面上的罗素著作，其实是品种齐全的。商务印书馆在台再版《算理哲学》（1965）、《哲学中的科学方法》（1966）、《罗素教育论》（1967），中华书局出版《西方哲学史》（1955），国民党党营的正中书局出版《哲学大纲》（1954台初版）、《世界之新希望》（1956）、《权力论》（1958），台湾启明书局出版《相对论入门》……然而，老书局一心灌输知识，却忽略新世代读者己经退化为考试机器，不再有老辈青灯黄卷钻研知识的热情，只愿意由《罗素回忆集》等思想的速食快餐以吸收批判精神，而不愿细读《哲学中的科学方法》里公孙龙般精彩却艰涩的逻辑辩证，认真体会罗素式狂傲中的深度哲思。

张清吉的创业助手，是林衡哲等来自台湾第一学府的校园菁英，对校园品味的拿捏最为精准。启蒙佳作首先要排除没有感情与文采的理科作品，而于文科之中，又要跳过历史与经济学等沉重难懂的艰涩学门。因此，“新潮文库”所翻译的真正学术思想作品，集中在哲学与心理学。

文笔普罗流畅的哲学类经典，是校园清谈的入门书：赫胥黎《再访美丽新世界》、加缪《西西福斯的神话》、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尼采《欢悦的智慧》、西蒙·波娃《第二性》，《我思故我在》《泰戈尔论文集》《怀海德对话录》……对于实在无心钻研哲说的读者，则另有《廿世纪智慧人物的信念》《与当代智慧人物一夕谈》之“题库”型速成读本。读了这些哲学经典，大约也能以上档次的用语，在校园清谈中高论“爱与生的烦恼”。

在20世纪渐臻成熟的心理学，则是社会科学中的浪漫奇葩。梦想、性欲、潜意识……心理学的话题总是新鲜而富有魅力。临床研究“梦的解析”的心理学家，著作也常带有梦想般热烈奔放的文笔与灵思。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话题涵量无人能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倡谈人性恐惧离群孤独渴望合群相属，从而放弃自我之自由意识，写出社会人情之无奈；焦虑大师霍妮的《焦虑的现代人》，细说焦虑的来源不是性欲未获满足，而是文明世界缺陷使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感觉世界的潜在敌意与孤独无助，最能感动在冷酷升学教鞭下长大的“新潮一代”；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自卑与生活》，深邃解析内心深处的创伤与恐惧，更能使“新潮一代”感同身受。即使作者名气稍小，但光是《生之挣扎》《自我的挣扎》《心灵的梦魇》等书名，就能保障销量。

选书是“新潮文库”的强项。1960至1970年代台湾经济蒸蒸日上，战争记忆逐渐淡漠，大学生喜欢弹吉他、看美国电影、学道德溃败的反战嬉皮士欢唱“爱与和平”，选书绝不能有民族历史之沉重感，更不能高估读者的求知欲。同时期号称“外文丛书出版王”的桂冠图书公司，刚进市场就出版汤因比《历史研究》（1978）；远景出版社译托夫勒《迈向未来》（1975），都是高估读者的败笔。大学生对“新潮文库”的《真与爱》爱不释手，对桂冠的《西方的没落》敬而远之。

张清吉的旧书店邻近台湾大学城中校区，他就近观察尖端学府的读书嗜好，结交青年大学生，才能掌握校园潮流，模仿文星，出奇致胜。

思想不能深入堂奥，只好向文艺小品转进。“新潮文库”五百余部经典，约有3/5是小说、诗文与传记。只是新潮的文学译品也专选带有哲思的风范之作：小说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圣洁的灵魂》、劳伦斯《少女与吉卜赛人》、莫泊桑《女人的一生》、奥威尔《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赫塞《艺术家的命运》、川端康成《美丽与悲哀》、三岛由纪夫《爱的饥渴》、卡夫卡《审判》……传记选译尼采自传《瞧！这个人》、歌德自传《诗与真实》、赫塞自传《孤独者之歌》、史怀哲自传《我的生活和思想》、《毛姆写作回忆录》、《芥川龙之介的世界》……

“新潮一代”的沉沦

“有人说：一本书如果经过五十年还有人读，或者会诱使读者在中年之后还想找来重读，那么这本书可能就是‘经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出版了卡夫卡的《蜕变》、芥川《罗生门》《地狱变》、海明威《老人与海》、卡缪《异乡人》。”张清吉于2002年专访中回忆道，“曾经在1970到1990年代为台湾青年打开西方思潮一扇窗的‘新潮文库’如果曾在各位面对人生挑战时，是暗夜的篝火、是孤独行旅的荧光，这就是出版人无上的荣宠。”

许多“新潮文库”精选的名著的确有恒长的可读性。杨格（今译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深刻探讨存在感的虚无焦虑，少年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校园经典，中年时则是“听雨客舟中”的沧桑体悟。

然而，“新潮文库”的思想启蒙只停留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不再有深邃精进。在征服校园后，“新潮文库”随着工商社会的空虚感而出版都市生活的疗愈作品，引导上班族品味《巴黎的忧郁》、感受《禅的世界》、欣赏《卓别林的电影艺术》。对于用脑过度、无法放松的惯性疲劳族，则出版福尔摩斯、爱伦·坡、松元清张、西村京太郎等推理小说。

今日，台湾社会因“新潮一代”而沉沦。由“新潮一代”发动的政治社会运动，成为滥情而虚空的争权魔宴。由“新潮一代”发动的教育改革，迫使学生由小学一年级开始补习到深夜，成为完全为成绩而生活的考试机器。而由“新潮一代”执教的大学校园，则沦为抄论文骗经费的名利场。

2017年10月，自然出版集团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震撼了“新潮一代”，全台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的世界排名居然惨输给兰州大学。在1950年代，傅斯年以再造北大的精神领导台大，今日台大第一热闻却是校长涉入论文造假。

台当局于1994年加强著作权保护，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因未购买版权，随而退出各大书局售货架，只留在“新潮一代”回忆之中。“新潮一代”常盛誉“新潮文库”的思想启蒙之功，实则“新潮文库”并非思想界的领航者，而是思想界的无情照魔镜。张清吉的精准选书眼光，完美折射出升学主义下台湾知识分子的苍白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