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丧夫，家徒四壁；上有高堂老母，下有襁褓幼子——这是江西会昌县富城乡半迳村的贫困户罗二发娣的境遇。照这样的条件，她理应享受政府的低保救助政策。然而，她的“救命钱”在10年时间里，一直被村支书李炳生冒领。2017年2月，会昌县纪委给予李炳生开除党籍处分；同年6月，李炳生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万元。

10年时间很漫长，其间村委会形同虚设，既无上一级的低保金经办人员核查，也更谈不上有关部门监管，如不是该贫困户怒而举报，事情还不会败露。低保金发放的程序纰漏之多，可窥一斑。

检索新闻发现，截留侵吞低保金，已成当下村官腐败的常态。河北魏县连柴曲村原党支部书记连庆军，9年间冒领一低保户2.7万余元低保金；贵州岑巩县落坑村的党支部书记黄志孝，截留五保户低保金、粮食直补金等共计2万余元；四川遂宁市莲花乡接绍寺村党支部书记胡泽科、村主任彭华书等，截留低保补助资金13.708万元；云南省罗平县六鲁村原党总支部书记王某，将13户低保金13万余元占为己有……案例多到举不胜举。

这些村官们的贪腐手段花样翻新，有在出租或出售集体资产、农村基建中大拿回扣的，有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的，有公款私存放高利贷的。腐败样式多，手段日趋隐蔽，且出现团伙化作案趋势，往往一个村支书腐败，全村干部都有参与分赃，给侦办及发现都带来越来越大的难度。在一些地区，村官已不满足私吞低保金这种小打小闹的贪腐，更多地把手伸向了征地补偿款、危房改造金、农村基建资金、惠农资金、扶贫资金等大项目，案值动辄数百万元、上千万元，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随着反腐的高压态势，村官截留冒领村民低保金、养老金、扶贫或惠农资金的案例，近两三年才开始大量曝光。据公开报道显示，仅去年一年，云南省就处置了扶贫领域问题6122起，处理了1287人；而安徽省去年1～11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3269起。有统计显示，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2016年前8个月，共曝光了扶贫领域突出问题325起，其中约有218起案例为村官涉腐，比例高达67%。

有专家估算，中国有60多万个建制村，按每村3名主要干部算，全国有近200万个村干部。村官贪腐，损害的不只是村民利益，还会极大伤害政府在村民心中的形象。尤其对身处偏僻乡村的村民来说，一个村官的腐败往往会影响到一个村庄对国家政策的信心。村级组织是扶贫政策与资金落地的最后一站，也是民众信息向上传达的第一起点，如果村官腐败，再完美的顶层设计，也会沦为空中楼阁。有再好的扶贫政策，有再多的扶贫资金，如无法落到贫困户的袋中，皆是枉然。

对基层政府来说，村官也是农民，而且往往是当地有影响的农民，由于很多乡村工作须得到村官的支持，所以基层官员们对村官的多吃多占，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村民来说，村官背后有乡镇和区县领导的支持，在发放低保或扶贫资金方面话语权很大，当然不敢贸然得罪村官，几乎谈不上监督。村官一手遮天，必然导致村官贪腐的几率大增。一旦出现县乡官员与村官联手贪腐，要想查处与发现这类行为，就变得极为困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不及时亡羊补牢，这些村官蝼蚁般的蛀蚀，会聚沙成塔，终会让千里之堤溃于一旦，给中共执政酿成大祸。

此外，司法对村官腐败的监管上，也存有盲区。按法律规定，村官只有在抢险、救灾、土地征用管理等环节，才属于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才有权按查办职务犯罪的管辖范围进行管辖。而对一些侵害村民利益，特别是涉及侵犯村民自治权利的诉求，检察机关无权介入调查，更存有立案难、胜诉难的问题。这种司法困境，也让一些村官变得胆大妄为。

要改变村官贪腐成灾的状况，首先应从检讨与弥补监管的薄弱环节开始。其次是改革基层司法制度。对村民的民主权利或经济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包括村官腐败，检察院应当可提起公诉，法院也应立案进行公开审理，真正秉持司法公正。对涉及当地官员利益的重大案件，可异地管辖，从制度上解决基层官员涉腐案件查处难的问题。

过去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小村官背后有大问题，如果再不重视基层腐败问题，打再多的“大老虎”，老百姓也无法感受到实惠。中国扶贫的大幕已经拉开，如果不清除各个环节的冒领截留、虚报私分或贪污挪用，扶贫的“奶酪”最终也难以送到贫困人口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