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GDP“水分”,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2018/02/15 | 周兼明 | 阅读次数:7766 | 收藏本文
摘要:最近,大陆一些省份因GDP上报数据造假,“主动挤水分”,被媒体热议。到目前,已有辽宁、内蒙古、天津三省区市,或承认当地经济数据造假,或主动核减财政收入数据。
最近,大陆一些省份因GDP上报数据造假,“主动挤水分”,被媒体热议。到目前,已有辽宁、内蒙古、天津三省区市,或承认当地经济数据造假,或主动核减财政收入数据。
最早是辽宁。2017年初,辽宁省政府在人大会的政府报告中就坦承:“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辽宁省2014年统计公报中,发布的财政收入数据为3191亿元;到2015年,财政收入数据为2125亿元,减少了一千多亿元。
2018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承认GDP造假:“经审计部门核算后,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人民币,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
1月11日,天津跟进,在滨海新区人大会议上,政府公开承认:“挤掉水分之后,滨海新区2016年GDP从超万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3300多亿元就这么凭空蒸发了。2016年,整个天津市GDP为17885亿元,去掉造假的数字,剩14537亿元,比起2015年的 GDP降幅达12%。
GDP造假,显然不止这三个省份。2017年12月,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即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推及全国,结果可知——前些年,把各省市的GDP相加,总数总是超出全国GDP,原因便在此。
各地数字造假,往往来自政绩考核的压力,就是过去常说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国家统计局,数据甚至成了可买卖的对象。2016年2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对国家统计局党组的专项巡视后,就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可见,统计数字也是可以用来寻租的。
这些省份承认数据造假,多是迫不得已。经济形势严峻,这些地方对中央财政补贴依赖度越来越大,如继续造假,中央财政一旦削减对其补贴规模,地方财政就可能破产。加之,从2019年起,国家对各地的GDP总值实行统一核算,那些造假厉害的省份,如不尽早主动核减经济数据,明年统计数据会降得无法自圆其说。另外,2017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统计法实施条例》,给GDP造假又上了一道紧箍咒,明确提出伪造篡改统计数据,需接受相应处罚,这使得造假的政治成本上升。
各省直面造假,既是地方政府审时度势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理念在改变的标志——从过去追求规模和速度,正在向追求质量、追求绿色转变。发展理念之变,势必带来政府的角色转变。
过去是经济发展型政府,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员晋升也与此直接相关。于是,政府随意干预经济市场、片面追求GDP总量、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低效率投资等成为常态。由于政府长期充当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角,使得政府权力异化,掌控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个人化”成为必然结果。权力寻租慢慢成为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反而被弱化了,导致贫富分化、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严重失衡。
中共高层显然意识到经济发展型的政府模式,正在累积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和环境风险,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率越来越低。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想在资源配置中减少政府之手的干预,解决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决定》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指向,明确了中国由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的作用集中于公共领域,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管理的目标,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意。政府应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监管者,而不是充当从事经济活动的“投资人”或“经纪人”,当然就更不能借手中权力垄断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行使的是有限权力,要求依法行政与合理分权,作为社会治理的一方,与民间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治理中。当政府职能由经济目标,向社会目标转变时,就要求政府部门或官员,不能从部门或自身利益出发,而需以公共需求和民众需求为政府工作的目标。所以,服务型政府要求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发展适度、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的大趋势。
挤出GDP的水分,改变以GDP考核官员绩效的方式,才能改变政府官员们的角色意识,提高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意识,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只需在合理的范围内发挥功能即可,其他的由市场和法治说了算。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存在大量问题,细究起来,都与政府职能的越位或错位有关。要想重建政府公信力,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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