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陆一些省份因GDP上报数据造假，“主动挤水分”，被媒体热议。到目前，已有辽宁、内蒙古、天津三省区市，或承认当地经济数据造假，或主动核减财政收入数据。

最早是辽宁。2017年初，辽宁省政府在人大会的政府报告中就坦承：“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辽宁省2014年统计公报中，发布的财政收入数据为3191亿元；到2015年，财政收入数据为2125亿元，减少了一千多亿元。

2018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承认GDP造假：“经审计部门核算后，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人民币，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

1月11日，天津跟进，在滨海新区人大会议上，政府公开承认：“挤掉水分之后，滨海新区2016年GDP从超万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3300多亿元就这么凭空蒸发了。2016年，整个天津市GDP为17885亿元，去掉造假的数字，剩14537亿元，比起2015年的 GDP降幅达12%。

GDP造假，显然不止这三个省份。2017年12月，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即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推及全国，结果可知——前些年，把各省市的GDP相加，总数总是超出全国GDP，原因便在此。

各地数字造假，往往来自政绩考核的压力，就是过去常说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国家统计局，数据甚至成了可买卖的对象。2016年2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对国家统计局党组的专项巡视后，就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可见，统计数字也是可以用来寻租的。

这些省份承认数据造假，多是迫不得已。经济形势严峻，这些地方对中央财政补贴依赖度越来越大，如继续造假，中央财政一旦削减对其补贴规模，地方财政就可能破产。加之，从2019年起，国家对各地的GDP总值实行统一核算，那些造假厉害的省份，如不尽早主动核减经济数据，明年统计数据会降得无法自圆其说。另外，2017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统计法实施条例》，给GDP造假又上了一道紧箍咒，明确提出伪造篡改统计数据，需接受相应处罚，这使得造假的政治成本上升。

各省直面造假，既是地方政府审时度势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理念在改变的标志——从过去追求规模和速度，正在向追求质量、追求绿色转变。发展理念之变，势必带来政府的角色转变。

过去是经济发展型政府，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员晋升也与此直接相关。于是，政府随意干预经济市场、片面追求GDP总量、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低效率投资等成为常态。由于政府长期充当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角，使得政府权力异化，掌控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个人化”成为必然结果。权力寻租慢慢成为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反而被弱化了，导致贫富分化、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严重失衡。

中共高层显然意识到经济发展型的政府模式，正在累积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和环境风险，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率越来越低。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想在资源配置中减少政府之手的干预，解决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决定》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指向，明确了中国由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的作用集中于公共领域，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管理的目标，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意。政府应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监管者，而不是充当从事经济活动的“投资人”或“经纪人”，当然就更不能借手中权力垄断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行使的是有限权力，要求依法行政与合理分权，作为社会治理的一方，与民间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治理中。当政府职能由经济目标，向社会目标转变时，就要求政府部门或官员，不能从部门或自身利益出发，而需以公共需求和民众需求为政府工作的目标。所以，服务型政府要求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发展适度、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的大趋势。

挤出GDP的水分，改变以GDP考核官员绩效的方式，才能改变政府官员们的角色意识，提高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意识，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只需在合理的范围内发挥功能即可，其他的由市场和法治说了算。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存在大量问题，细究起来，都与政府职能的越位或错位有关。要想重建政府公信力，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