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英年早逝的一生，生活在一个“可怕”、很多人不知“怎么办”的时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内心始终向往着新生活，让自己剧作《樱桃园》中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代表他热情说一声：“你好，新生活！”

19世纪下半叶，沙皇统治下的可怕时代，各种思潮、主义、派别、政党涌现，使契诃夫思想迷惘、精神苦闷。他不觉得自己是“人民的精粹”，也缺乏民粹派的激进思想，所以没有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更没有成为政治家、革命家。

他敏锐地看到许多社会问题，但认为解决问题与正确地提出问题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艺术家必须承担的责任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他也厌恶划分政治派别和“主义”，只希望自己能摆脱专横、暴力、虚伪和庸俗，做一个真正自由的艺术家。正如高尔基所说：“契诃夫一生都是依靠着他的灵魂生活的；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

毕生“正确地提出问题”

契诃夫确实始终在“正确地提出问题”。他中学毕业后离开老家罗斯托夫省甘罗格市，一进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一边学医，一边写作，就要“提出问题”，比如那些政府小官吏为什么卑躬屈节以至小命不保？他因此写了幽默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一个庶务官在剧院里看戏，坐在一位文职将军的后面一排，“不慎”朝着将军背后打了个喷嚏，竟诚惶诚恐，反复低三下四地道歉，结果遭将军呵斥而一命呜呼。

医学院毕业后，契诃夫一边行医，一边写作，把医学当作“结发夫妻”，把文学视为“情人”，耳闻目睹许多社会现象，就在小说、戏剧里提出更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奴性之人、势利之徒？他因此写了《变色龙》，一只三条腿的疯狗把人咬伤，一名巡官表示一定要查清这是谁家的狗，要罚那个“混蛋”狗主的钱，当最后知道这狗主是一个将军的哥哥，他就溜之乎也。

等到所见问题太多、要写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加上自己体质不好，很早患上肺病，他就歉疚地与医学分手，而与文学成了终身伴侣。这样一来，他就越来越多地发现问题，提出更多的问题。

他热爱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大自然总给予他美感、新奇感，广阔草原上五彩缤纷的野花，茂密树林里各种鸟儿的歌唱，都使他备感欣慰、喜悦。可他发现有人在破坏大自然，在滥伐森林，他便责问：这些人为什么不懂得保护大自然？为什么不知道要爱护森林？

他用《凡尼亚舅舅》中索尼雅的台词赞美森林：“森林能使土地变得更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提高我们的灵魂。森林能减轻气候的严寒。在气候温和的国度里，人就不必耗费太多的精力去和大自然搏斗，所以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比较柔和，比较可爱。那里的居民是美丽的、灵巧的、敏感的，他们的言谈优雅，他们的风度大方。在那样的国度里，科学和艺术是绚烂的，人们的哲学是乐观的，男人对待女人是很礼貌的。”他所说的那样美好的“国度”，其实就是他理想的新生活，他希望俄罗斯能成为有这种新生活的理想国度。

他通过《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医生抨击滥砍树木的恶行：“在俄国，森林经常遭受斧斤的摧残，树木已经减少了几十亿。野兽和禽鸟再也没有藏身之处，我们的河流也都日见涸竭，优美的风景一去不复返……人类本来赋有智慧和创造力，足以增加他所要使用的财富，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却只知道破坏而不去创造。”

他因此提倡人们都去栽树，并借阿斯特罗夫的台词抒发植树的快乐：“每当我栽种了一棵桦树之后，看见它接着发起绿来，随着微风摇摆，我的心里就充满了骄傲。”

这位向往新生活的作家爱大自然，爱森林、草原，爱国家、人民；恨社会弊病，恨贪婪、腐败，恨懒惰、庸俗。他剧作《海鸥》中作家特里果林的一大段台词就是他的心声：“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我不爱这个作为作家的我。最坏的是，我生活在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我爱这样的水、树木、天空，我对大自然有感情，它在我内心唤起一种热情，一种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但我不只是一个风景描写者，我还是一个公民，我爱祖国、人民，我觉得，如果我是作家，我就有责任谈谈人民，关于他们的痛苦，关于他们的将来，谈谈科学，谈谈人权，等等。”

作为作家，契诃夫确实关心人民，常要告诉大家：孩子们在受苦，穷人们在受苦。

他要问：为什么普通百姓的幼小一代就早早地体尝生活的悲惨？男孩万卡9岁就被送出去当学徒，想念爷爷，给爷爷写信，却不知邮址（《万卡》）；另一个9岁男孩叶果鲁希卡，在浩瀚草原上只能听到“低抑、冗长而悲凉”的歌声（《草原》）；13岁的女孩瓦尔卡当了小保姆，受老板和老板娘虐待，哄小娃娃睡觉时自己也打瞌睡，结果无意中掐死了小娃娃（《渴睡》）。

他让读者知道，社会上除了有占据上层、生活骄奢淫逸的达官豪富外，还有苟延残喘在最底层的奴隶、穷人：镟匠格里戈里冒着暴风雪用雪橇把病危的妻子送往医院，妻子半路上死了，自己也被冻死（《哀伤》）；老马车夫姚纳孤苦伶仃，对着马儿诉说自己的悲情，反复问道：“我拿我的烦恼向谁诉说？”（《苦恼》）；农民劳动繁重，生活贫困，还被人瞧不起，说他们“粗野，不老实，肮脏，醉醺”，可契诃夫说，那些不愿帮助穷人的有钱有势者，其实才是最粗野、最不老实的人，他们“爱财，贪婪，放荡，懒惰”，“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农民》）。

他向往的新生活

契诃夫向往的新生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教育的生活。他清楚地意识到教育对社会的重要意义，理解教师的重大责任，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乡村小学教师更充满爱心和同情心。每当看到乡村教师的悲苦状况，他都感到揪心。

高尔基在《文学写照》里写契诃夫，一开始就回忆契诃夫带他去看一个小村庄，契诃夫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景：倘使他有很多钱，他要在这儿给那些生病的乡村教员设立一所疗养院，房屋窗大、天花板高，十分敞亮，有图书馆、各种乐器、果园、菜园，可举办农学、气象学等各种讲座。他说，“应该让小学教员享受特殊的待遇”，因为“俄罗斯如果没有普遍的平民教育，它就会像一所用没有烧好的砖造成的房屋那样倒塌”。他不仅口上说，而且有行动。他拿出自己的许多稿费，又四处募捐筹款，让妹妹玛莎卖掉庄园里的苹果，请风景画家列维坦义捐两幅画，在他居住的梅里霍沃村附近办了三所模范学校。

契诃夫发现，“平庸”、“庸俗”是许多俄罗斯人的通病，他所憧憬的新生活是一种淳朴而高尚的生活，没有他的正直善良的性格所不能容忍的小市民庸俗习气：阿谀奉承、虚荣伪善、自私懒惰、不学无术、贪婪腐败。他借用一个哲学家的话说：“如果邮差知道他们的邮包里装着多少愚蠢、庸俗、荒唐的废话，他们就不会跑得那么快，而且一定要求加薪。”庸俗是契诃夫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斗争。高尔基说：“安东·契诃夫永远是庸俗的严厉、无情的审判官。”

我们不妨重读他的短篇小说《醋栗》，看看他如何憎恶那些自私贪婪、追求虚荣的人。小说中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讲了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的故事：尼古拉一直向往拥有一座醋栗树庄园，这种庄园在当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为买庄园，他娶了个又老又丑、却有钱的寡妇，他根本不爱她，把她的钱用自己名字存入银行，还要她省吃俭用，甚至虐待她，不让她吃饱饭，使她憔悴而亡。结果，他真买下庄园，种上醋栗树，坐在庄园内“主人的正房”里，吃着“真好吃”的醋栗。

伊凡·伊凡内奇说：“钱跟伏特加酒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他的弟弟果然因钱变成了怪物，当上地主老爷后，他踌躇满志，神气活现，炫富摆阔，伪装慈悲，还爱用大臣的口气声称“教育，对老百姓而言未免言之过早”。瞧着“幸福的”弟弟这副洋洋自得的神情，伊凡不禁悲哀地想道：“天下有多少心满意足而幸福的人啊……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默默地受苦，一旦没有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就不可想像。这是一种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心满意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不住地敲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福的人。”

伊凡还想起了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中说过的话：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也即人的一生最后只要一个墓穴而已。他觉得，像他弟弟这样的庄园无异于三俄尺土地。他说：“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沸腾的生活，隐居起来，躲进自家的庄园，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慵懒，这是一种修道生活 ，然而是一种毫无功绩的修道生活。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阔的天地里，人才能展现出他自由精神的所有性能和特征。”

“广阔的天地”“自由的精神”，这是契诃夫所向往的新生活的重要因素。为此，他曾提出过很多问题。比如，他问：在一所中学里，为什么所有教师都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交友，为什么连这个镇上的人也都唯唯诺诺，爱说假话？他用小说解答：有人用其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畸形性格控制了学校，也影响了社区，使人们都失去精神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种制度的陈旧意识（见《套中人》）。又如，他问：像格罗莫夫这样有独立思想、敢想敢说的人，为什么被当作“神经病”关押起来？他通过小说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黑暗：暴力在蹂躏真理，思想者被关在无从逃脱的牢笼里，政府当局不经审判就剥夺人的自由，格罗莫夫不禁大声叫道：“这是强暴！这是专制！”（见《第六病室》）。

契诃夫希望自己的写作包括更广阔的天地，反映更多人的悲惨生活，也让更多人希望有一种新生活。1890年春，他离开莫斯科前往远东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他体质羸弱，不宜远行，何况去的是一个囚禁犯人的“恐怖岛”，亲友们劝他别去，他不听从，独自去了。当时尚无西伯利亚大铁道，3个月路程之艰苦可想而知。他在库页岛紧张工作3个月，走访每一座监狱、每一家农户，又用两个月走海路返回莫斯科。

契诃夫的远征计划和勇敢气魄源自地理学家、探险家普热瓦利斯基。1888年普氏去世后，契诃夫便有了前往萨哈林岛的强烈愿望，第二年，他撰写了《尼·米·普热瓦利斯基》一文，赞颂这位探险家探索奥秘、不畏艰险的精神。契诃夫看到自己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懒惰、生活的苦闷、信仰的缺乏正在侵蚀欧洲社会”，“到处盛行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亡的恐惧”，“连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放荡辩护”。契诃夫认为，我们像需要太阳一样需要建功立业者，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诗意和生活乐趣的中坚分子，他们鼓舞人们，安慰人们，使人们变得高尚…… 还有另一种人，一种建立功勋、信心坚定、目标明确的人。”

一个“病态的时代”，契诃夫向往一种高尚的、建功立业的新生活！他远东之行的结果是一部针对沙皇俄国专制暴政的檄书《萨哈林岛》，紧接着撰写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如果说列维坦的油画《弗拉季米尔大道》让人联想到西伯利亚辽阔的疆土、漫长的严冬、凌厉的风暴、稀少的人烟、与世隔绝的环境，想到西伯利亚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大监狱；那么，《第六病室》让人看到的是铁窗、铁门、铁栅栏、手铐、脚镣、刑具、狱卒、囚犯，看到帝俄专制社会是一个有屋顶的大监狱，让更多俄罗斯人知道在他们国家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从而也知道为改变这个社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留下“演不尽的契诃夫”

契诃夫终其一生，没看到新社会的曙光，没机会说一声“你好，新生活！”当他于1904年7月在德国巴登韦勒与世长辞，俄国仍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遗体是由一辆运牡蛎的货车从巴登韦勒运回莫斯科，高尔基说，契诃夫一生所反对的“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作了报复。

契诃夫曾感叹其终身好友列维坦“死得太早了”，他自己短促的一生也令人深感痛惜。不过，他和列维坦一样，一生过得富有成果、富有意义，列维坦为俄罗斯大自然留下了最美的画面，契诃夫留下了刻画俄罗斯性格的小说杰作，各国许多作家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其作品至今值得反复阅读，值得写作者借鉴。他的剧作《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更是享有盛誉的经典作品，许多国家在戏剧舞台上、在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上，都有“演不尽的契诃夫”。

各国许多作家至今喜爱契诃夫 ，美国艺术家们甚至让契诃夫自己登上纽约格林威治剧院舞台。他是《安东》一剧的主角，在远离莫斯科的、被他称为“温暖的西伯利亚”的雅尔塔疗养，承受病痛，坚持写作，体尝寂寞，但毕竟能得到亲人的眷顾关爱。母亲叶甫根尼雅常来看望他，妹妹玛莎悉心照料他，“月亮般的妻子”奥尔迦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完戏后长途赶来陪伴他，使他既感到亲情、爱情的温暖，又感到愧疚不安。他并不奢望自己名垂青史，对人说：“我们会被遗忘的。”可事实上，他至今没有被人遗忘，在离世一百多年后，还作为戏剧主人公复活在舞台上，可见人们多么爱他，多么怀念他。

尤其可贵的是，契诃夫为今人所重视的不仅是他不朽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他的超前思想，他为自己所憧憬的“新生活”描绘的蓝图。契诃夫生前站得比生活更高，他就能成为代表时代的人，不仅代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并走在他自己的时代的前面，而且也能代表后来的时代，让后人仍要努力赶上他。

2010年，许多国家的作家、学者都撰文纪念契诃夫诞生150周年。美国历史学家莫斯在文章中称契诃夫是“一个代表我们时代的人”，并引述了俄国小说家格罗斯曼的一段话：“俄罗斯千年历史中举起了一面最伟大的旗帜——真理、人性和俄罗斯民主之旗，俄罗斯自由之旗，俄罗斯人的尊严之旗，契诃夫就是这面旗的旗手。”

（陈安先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系列专栏，暂到此为止，感谢陈安的思考和写作，也感谢各位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