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 憧憬新生活的大作家
2017/11/25 | 陈安 | 阅读次数:26535 | 收藏本文
摘要: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英年早逝的一生,生活在一个“可怕”、很多人不知“怎么办”的时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内心始终向往着新生活,让自己剧作《樱桃园》中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代表他热情说一声:“你好,新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英年早逝的一生,生活在一个“可怕”、很多人不知“怎么办”的时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内心始终向往着新生活,让自己剧作《樱桃园》中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代表他热情说一声:“你好,新生活!”
19世纪下半叶,沙皇统治下的可怕时代,各种思潮、主义、派别、政党涌现,使契诃夫思想迷惘、精神苦闷。他不觉得自己是“人民的精粹”,也缺乏民粹派的激进思想,所以没有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更没有成为政治家、革命家。
他敏锐地看到许多社会问题,但认为解决问题与正确地提出问题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艺术家必须承担的责任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他也厌恶划分政治派别和“主义”,只希望自己能摆脱专横、暴力、虚伪和庸俗,做一个真正自由的艺术家。正如高尔基所说:“契诃夫一生都是依靠着他的灵魂生活的;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
毕生“正确地提出问题”
契诃夫确实始终在“正确地提出问题”。他中学毕业后离开老家罗斯托夫省甘罗格市,一进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一边学医,一边写作,就要“提出问题”,比如那些政府小官吏为什么卑躬屈节以至小命不保?他因此写了幽默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一个庶务官在剧院里看戏,坐在一位文职将军的后面一排,“不慎”朝着将军背后打了个喷嚏,竟诚惶诚恐,反复低三下四地道歉,结果遭将军呵斥而一命呜呼。
医学院毕业后,契诃夫一边行医,一边写作,把医学当作“结发夫妻”,把文学视为“情人”,耳闻目睹许多社会现象,就在小说、戏剧里提出更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奴性之人、势利之徒?他因此写了《变色龙》,一只三条腿的疯狗把人咬伤,一名巡官表示一定要查清这是谁家的狗,要罚那个“混蛋”狗主的钱,当最后知道这狗主是一个将军的哥哥,他就溜之乎也。
等到所见问题太多、要写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加上自己体质不好,很早患上肺病,他就歉疚地与医学分手,而与文学成了终身伴侣。这样一来,他就越来越多地发现问题,提出更多的问题。
他热爱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大自然总给予他美感、新奇感,广阔草原上五彩缤纷的野花,茂密树林里各种鸟儿的歌唱,都使他备感欣慰、喜悦。可他发现有人在破坏大自然,在滥伐森林,他便责问:这些人为什么不懂得保护大自然?为什么不知道要爱护森林?
他用《凡尼亚舅舅》中索尼雅的台词赞美森林:“森林能使土地变得更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提高我们的灵魂。森林能减轻气候的严寒。在气候温和的国度里,人就不必耗费太多的精力去和大自然搏斗,所以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比较柔和,比较可爱。那里的居民是美丽的、灵巧的、敏感的,他们的言谈优雅,他们的风度大方。在那样的国度里,科学和艺术是绚烂的,人们的哲学是乐观的,男人对待女人是很礼貌的。”他所说的那样美好的“国度”,其实就是他理想的新生活,他希望俄罗斯能成为有这种新生活的理想国度。
他通过《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医生抨击滥砍树木的恶行:“在俄国,森林经常遭受斧斤的摧残,树木已经减少了几十亿。野兽和禽鸟再也没有藏身之处,我们的河流也都日见涸竭,优美的风景一去不复返……人类本来赋有智慧和创造力,足以增加他所要使用的财富,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却只知道破坏而不去创造。”
他因此提倡人们都去栽树,并借阿斯特罗夫的台词抒发植树的快乐:“每当我栽种了一棵桦树之后,看见它接着发起绿来,随着微风摇摆,我的心里就充满了骄傲。”
这位向往新生活的作家爱大自然,爱森林、草原,爱国家、人民;恨社会弊病,恨贪婪、腐败,恨懒惰、庸俗。他剧作《海鸥》中作家特里果林的一大段台词就是他的心声:“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我不爱这个作为作家的我。最坏的是,我生活在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我爱这样的水、树木、天空,我对大自然有感情,它在我内心唤起一种热情,一种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但我不只是一个风景描写者,我还是一个公民,我爱祖国、人民,我觉得,如果我是作家,我就有责任谈谈人民,关于他们的痛苦,关于他们的将来,谈谈科学,谈谈人权,等等。”
作为作家,契诃夫确实关心人民,常要告诉大家:孩子们在受苦,穷人们在受苦。
他要问:为什么普通百姓的幼小一代就早早地体尝生活的悲惨?男孩万卡9岁就被送出去当学徒,想念爷爷,给爷爷写信,却不知邮址(《万卡》);另一个9岁男孩叶果鲁希卡,在浩瀚草原上只能听到“低抑、冗长而悲凉”的歌声(《草原》);13岁的女孩瓦尔卡当了小保姆,受老板和老板娘虐待,哄小娃娃睡觉时自己也打瞌睡,结果无意中掐死了小娃娃(《渴睡》)。
他让读者知道,社会上除了有占据上层、生活骄奢淫逸的达官豪富外,还有苟延残喘在最底层的奴隶、穷人:镟匠格里戈里冒着暴风雪用雪橇把病危的妻子送往医院,妻子半路上死了,自己也被冻死(《哀伤》);老马车夫姚纳孤苦伶仃,对着马儿诉说自己的悲情,反复问道:“我拿我的烦恼向谁诉说?”(《苦恼》);农民劳动繁重,生活贫困,还被人瞧不起,说他们“粗野,不老实,肮脏,醉醺”,可契诃夫说,那些不愿帮助穷人的有钱有势者,其实才是最粗野、最不老实的人,他们“爱财,贪婪,放荡,懒惰”,“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农民》)。
他向往的新生活
契诃夫向往的新生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教育的生活。他清楚地意识到教育对社会的重要意义,理解教师的重大责任,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乡村小学教师更充满爱心和同情心。每当看到乡村教师的悲苦状况,他都感到揪心。
高尔基在《文学写照》里写契诃夫,一开始就回忆契诃夫带他去看一个小村庄,契诃夫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景:倘使他有很多钱,他要在这儿给那些生病的乡村教员设立一所疗养院,房屋窗大、天花板高,十分敞亮,有图书馆、各种乐器、果园、菜园,可举办农学、气象学等各种讲座。他说,“应该让小学教员享受特殊的待遇”,因为“俄罗斯如果没有普遍的平民教育,它就会像一所用没有烧好的砖造成的房屋那样倒塌”。他不仅口上说,而且有行动。他拿出自己的许多稿费,又四处募捐筹款,让妹妹玛莎卖掉庄园里的苹果,请风景画家列维坦义捐两幅画,在他居住的梅里霍沃村附近办了三所模范学校。
契诃夫发现,“平庸”、“庸俗”是许多俄罗斯人的通病,他所憧憬的新生活是一种淳朴而高尚的生活,没有他的正直善良的性格所不能容忍的小市民庸俗习气:阿谀奉承、虚荣伪善、自私懒惰、不学无术、贪婪腐败。他借用一个哲学家的话说:“如果邮差知道他们的邮包里装着多少愚蠢、庸俗、荒唐的废话,他们就不会跑得那么快,而且一定要求加薪。”庸俗是契诃夫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斗争。高尔基说:“安东·契诃夫永远是庸俗的严厉、无情的审判官。”
我们不妨重读他的短篇小说《醋栗》,看看他如何憎恶那些自私贪婪、追求虚荣的人。小说中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讲了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的故事:尼古拉一直向往拥有一座醋栗树庄园,这种庄园在当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为买庄园,他娶了个又老又丑、却有钱的寡妇,他根本不爱她,把她的钱用自己名字存入银行,还要她省吃俭用,甚至虐待她,不让她吃饱饭,使她憔悴而亡。结果,他真买下庄园,种上醋栗树,坐在庄园内“主人的正房”里,吃着“真好吃”的醋栗。
伊凡·伊凡内奇说:“钱跟伏特加酒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他的弟弟果然因钱变成了怪物,当上地主老爷后,他踌躇满志,神气活现,炫富摆阔,伪装慈悲,还爱用大臣的口气声称“教育,对老百姓而言未免言之过早”。瞧着“幸福的”弟弟这副洋洋自得的神情,伊凡不禁悲哀地想道:“天下有多少心满意足而幸福的人啊……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默默地受苦,一旦没有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就不可想像。这是一种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心满意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不住地敲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福的人。”
伊凡还想起了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中说过的话: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也即人的一生最后只要一个墓穴而已。他觉得,像他弟弟这样的庄园无异于三俄尺土地。他说:“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沸腾的生活,隐居起来,躲进自家的庄园,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慵懒,这是一种修道生活 ,然而是一种毫无功绩的修道生活。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阔的天地里,人才能展现出他自由精神的所有性能和特征。”
“广阔的天地”“自由的精神”,这是契诃夫所向往的新生活的重要因素。为此,他曾提出过很多问题。比如,他问:在一所中学里,为什么所有教师都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交友,为什么连这个镇上的人也都唯唯诺诺,爱说假话?他用小说解答:有人用其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畸形性格控制了学校,也影响了社区,使人们都失去精神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种制度的陈旧意识(见《套中人》)。又如,他问:像格罗莫夫这样有独立思想、敢想敢说的人,为什么被当作“神经病”关押起来?他通过小说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黑暗:暴力在蹂躏真理,思想者被关在无从逃脱的牢笼里,政府当局不经审判就剥夺人的自由,格罗莫夫不禁大声叫道:“这是强暴!这是专制!”(见《第六病室》)。
契诃夫希望自己的写作包括更广阔的天地,反映更多人的悲惨生活,也让更多人希望有一种新生活。1890年春,他离开莫斯科前往远东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他体质羸弱,不宜远行,何况去的是一个囚禁犯人的“恐怖岛”,亲友们劝他别去,他不听从,独自去了。当时尚无西伯利亚大铁道,3个月路程之艰苦可想而知。他在库页岛紧张工作3个月,走访每一座监狱、每一家农户,又用两个月走海路返回莫斯科。
契诃夫的远征计划和勇敢气魄源自地理学家、探险家普热瓦利斯基。1888年普氏去世后,契诃夫便有了前往萨哈林岛的强烈愿望,第二年,他撰写了《尼·米·普热瓦利斯基》一文,赞颂这位探险家探索奥秘、不畏艰险的精神。契诃夫看到自己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懒惰、生活的苦闷、信仰的缺乏正在侵蚀欧洲社会”,“到处盛行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亡的恐惧”,“连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放荡辩护”。契诃夫认为,我们像需要太阳一样需要建功立业者,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诗意和生活乐趣的中坚分子,他们鼓舞人们,安慰人们,使人们变得高尚…… 还有另一种人,一种建立功勋、信心坚定、目标明确的人。”
一个“病态的时代”,契诃夫向往一种高尚的、建功立业的新生活!他远东之行的结果是一部针对沙皇俄国专制暴政的檄书《萨哈林岛》,紧接着撰写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如果说列维坦的油画《弗拉季米尔大道》让人联想到西伯利亚辽阔的疆土、漫长的严冬、凌厉的风暴、稀少的人烟、与世隔绝的环境,想到西伯利亚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大监狱;那么,《第六病室》让人看到的是铁窗、铁门、铁栅栏、手铐、脚镣、刑具、狱卒、囚犯,看到帝俄专制社会是一个有屋顶的大监狱,让更多俄罗斯人知道在他们国家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从而也知道为改变这个社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留下“演不尽的契诃夫”
契诃夫终其一生,没看到新社会的曙光,没机会说一声“你好,新生活!”当他于1904年7月在德国巴登韦勒与世长辞,俄国仍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遗体是由一辆运牡蛎的货车从巴登韦勒运回莫斯科,高尔基说,契诃夫一生所反对的“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作了报复。
契诃夫曾感叹其终身好友列维坦“死得太早了”,他自己短促的一生也令人深感痛惜。不过,他和列维坦一样,一生过得富有成果、富有意义,列维坦为俄罗斯大自然留下了最美的画面,契诃夫留下了刻画俄罗斯性格的小说杰作,各国许多作家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其作品至今值得反复阅读,值得写作者借鉴。他的剧作《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更是享有盛誉的经典作品,许多国家在戏剧舞台上、在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上,都有“演不尽的契诃夫”。
各国许多作家至今喜爱契诃夫 ,美国艺术家们甚至让契诃夫自己登上纽约格林威治剧院舞台。他是《安东》一剧的主角,在远离莫斯科的、被他称为“温暖的西伯利亚”的雅尔塔疗养,承受病痛,坚持写作,体尝寂寞,但毕竟能得到亲人的眷顾关爱。母亲叶甫根尼雅常来看望他,妹妹玛莎悉心照料他,“月亮般的妻子”奥尔迦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完戏后长途赶来陪伴他,使他既感到亲情、爱情的温暖,又感到愧疚不安。他并不奢望自己名垂青史,对人说:“我们会被遗忘的。”可事实上,他至今没有被人遗忘,在离世一百多年后,还作为戏剧主人公复活在舞台上,可见人们多么爱他,多么怀念他。
尤其可贵的是,契诃夫为今人所重视的不仅是他不朽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他的超前思想,他为自己所憧憬的“新生活”描绘的蓝图。契诃夫生前站得比生活更高,他就能成为代表时代的人,不仅代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并走在他自己的时代的前面,而且也能代表后来的时代,让后人仍要努力赶上他。
2010年,许多国家的作家、学者都撰文纪念契诃夫诞生150周年。美国历史学家莫斯在文章中称契诃夫是“一个代表我们时代的人”,并引述了俄国小说家格罗斯曼的一段话:“俄罗斯千年历史中举起了一面最伟大的旗帜——真理、人性和俄罗斯民主之旗,俄罗斯自由之旗,俄罗斯人的尊严之旗,契诃夫就是这面旗的旗手。”
(陈安先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系列专栏,暂到此为止,感谢陈安的思考和写作,也感谢各位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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