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下旬，香港城市大学艺廊为我举办了一次“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我在整理作家手迹中，初步统计巴金给我的信札共有12封。最近重新翻阅作家信札中，又发现了巴金新一封的信。

这一封信是笔者负笈美国时，在纽约大学( NYU )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期间，巴金从上海寄给我的，弥足珍贵。年届81岁的巴金，亲笔用英文誊写了我纽约的住址，并且在左上角也细心地写了他在上海的住址，一丝不苟，捧读这封信，不禁为之动容。

时间是1985年3月13日。当时笔者在纽约留学期间，为美洲《华侨日报》主编《读书周刊》，曾向各方文坛友好征稿，其中相信也包括巴金先生在内。事后想起，不免孟浪。

巴金在回信中写到：

信早收到，我患病未愈，写字困难，写封短信也很吃力，写文章更不用说了。我的《随想录》都是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因为先在香港发表，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其实《大公报》还是我们自己的报纸。我身体不好，又想写点东西，做点事情，需要安静，我害怕干扰，不愿意给谣言提供数据，因此不想在你们的报纸副刊写文章，请原谅。上次在香港小住十八天，没有见到您，感到遗憾，希望您在学习方面取得大的成就。

巴金在这封信中特别提到他的《随想录》，“在香港发表，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其实《大公报》还是我们自己的报纸”，语带无奈。

巴金在此之前的1982年7月24日给我的另一封信，也提到相关的事。

巴金在这封信中提到“《鹰的歌》标题下的注文内您要加上几个字，我同意”。关于《鹰的歌》，背后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巴金五卷本的《随想录》写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完成于1986年，耗去巴金整整8年交瘁的心血。巴金自称，五卷本的《随想录》中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是十年创伤的脓血”。巴金把笔当作手术刀，作了深刻的自剖，毫无保留地刺向自己，挑开累累的伤疤，令人在伤痛中彻悟，允称“讲真话的书”。

在中国的文坛，这种高度自我反省的精神和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作认真忏悔，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所以具有深远的意义。

巴金的《随想录》分别在他主编的上海《收获》杂志和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他与《大公报》的一段不愉快经历就是源于《鹰的歌》──

早年香港《大公报》驻京代表和《大公报》副刊主编潘际炯（笔名唐琼）与巴金先生论交，关系迩密，因了他的关系，巴老把他的《随想录》给《大公报》副刊和上海《收获》杂志同时发表，并由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别出版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一向相安无事。

为了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巴金先生于1981年7月下旬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先送到《收获》杂志，待出了清样后，他把文章寄给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的编者，结果被编者删得面目全非，举凡文章与“文化大革命”相关或略有牵连的句子，均给编辑无情之刀砍掉。

最令人百思莫解的是文中提到鲁迅先生的自我况喻：“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也给删掉，原因是“牛”与“文革”“牛棚”有关云云。这种匪夷所思的上纲上线的做法，与“文革”的标准相仿，难怪巴老给气煞了。

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文章被删改，他感到愤慨莫名之余，曾托北京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告诉我，要求出香港版的香港三联书店把《鹰的歌》内文抽起，只保存目录，以向极左思潮表示抗议，这就是“存目无文”的原因。

当时我以编辑部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在书目《鹰的歌》之下注明“存目”两个字，他在上述的复信中表示同意。巴老的《鹰的歌》记叙了他的《怀念鲁迅先生》被《大公报》编者删改的经过。顺带一提，后来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随想录合订本》巴金已把《鹰的歌》补上去了。

巴金在三年后给笔者的信，重提《大公报》这起风波，可见他内心为此而一直忿忿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