忿忿不平的巴金
2013/02/05 | 彦火 | 收藏本文
2012年6月下旬,香港城市大学艺廊为我举办了一次“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我在整理作家手迹中,初步统计巴金给我的信札共有12封。最近重新翻阅作家信札中,又发现了巴金新一封的信。
这一封信是笔者负笈美国时,在纽约大学( NYU )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期间,巴金从上海寄给我的,弥足珍贵。年届81岁的巴金,亲笔用英文誊写了我纽约的住址,并且在左上角也细心地写了他在上海的住址,一丝不苟,捧读这封信,不禁为之动容。
时间是1985年3月13日。当时笔者在纽约留学期间,为美洲《华侨日报》主编《读书周刊》,曾向各方文坛友好征稿,其中相信也包括巴金先生在内。事后想起,不免孟浪。
巴金在回信中写到:
信早收到,我患病未愈,写字困难,写封短信也很吃力,写文章更不用说了。我的《随想录》都是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因为先在香港发表,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其实《大公报》还是我们自己的报纸。我身体不好,又想写点东西,做点事情,需要安静,我害怕干扰,不愿意给谣言提供数据,因此不想在你们的报纸副刊写文章,请原谅。上次在香港小住十八天,没有见到您,感到遗憾,希望您在学习方面取得大的成就。
巴金在这封信中特别提到他的《随想录》,“在香港发表,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其实《大公报》还是我们自己的报纸”,语带无奈。
巴金在此之前的1982年7月24日给我的另一封信,也提到相关的事。
巴金在这封信中提到“《鹰的歌》标题下的注文内您要加上几个字,我同意”。关于《鹰的歌》,背后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巴金五卷本的《随想录》写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完成于1986年,耗去巴金整整8年交瘁的心血。巴金自称,五卷本的《随想录》中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是十年创伤的脓血”。巴金把笔当作手术刀,作了深刻的自剖,毫无保留地刺向自己,挑开累累的伤疤,令人在伤痛中彻悟,允称“讲真话的书”。
在中国的文坛,这种高度自我反省的精神和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作认真忏悔,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所以具有深远的意义。
巴金的《随想录》分别在他主编的上海《收获》杂志和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他与《大公报》的一段不愉快经历就是源于《鹰的歌》──
早年香港《大公报》驻京代表和《大公报》副刊主编潘际炯(笔名唐琼)与巴金先生论交,关系迩密,因了他的关系,巴老把他的《随想录》给《大公报》副刊和上海《收获》杂志同时发表,并由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别出版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一向相安无事。
为了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巴金先生于1981年7月下旬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先送到《收获》杂志,待出了清样后,他把文章寄给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的编者,结果被编者删得面目全非,举凡文章与“文化大革命”相关或略有牵连的句子,均给编辑无情之刀砍掉。
最令人百思莫解的是文中提到鲁迅先生的自我况喻:“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也给删掉,原因是“牛”与“文革”“牛棚”有关云云。这种匪夷所思的上纲上线的做法,与“文革”的标准相仿,难怪巴老给气煞了。
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文章被删改,他感到愤慨莫名之余,曾托北京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告诉我,要求出香港版的香港三联书店把《鹰的歌》内文抽起,只保存目录,以向极左思潮表示抗议,这就是“存目无文”的原因。
当时我以编辑部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在书目《鹰的歌》之下注明“存目”两个字,他在上述的复信中表示同意。巴老的《鹰的歌》记叙了他的《怀念鲁迅先生》被《大公报》编者删改的经过。顺带一提,后来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随想录合订本》巴金已把《鹰的歌》补上去了。
巴金在三年后给笔者的信,重提《大公报》这起风波,可见他内心为此而一直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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