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野种马的普热瓦利斯基

世界上有一种野马，原产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蒙古科布多盆地，到了1970年代，这些盆地上的野马已绝种消亡。如今在其他20多个国家尚有上千匹野马，被列为濒危动物而得到保护，一般都饲养在动物园里供人观赏。这种野马躯体不大：头大，耳朵短，尾巴长，头背部焦茶色，腹部乳黄色，性机警、凶野，耐饥渴、善奔跑。1980年代末，新疆从德国引入5匹野马，也即让其回归“祖籍”，经几代繁殖，现已有300多匹。

1881年，这种野马被俄国学者波利亚科夫命名为“普热瓦利斯基野马”，简称“普氏野马”（P-horse)。所谓“普热瓦利斯基”就是本文要介绍的俄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热瓦利斯基（1839-1888），他于1879年在新疆首次发现这种野马。

普热瓦利斯基生于斯摩棱斯克一个白俄罗斯贵族家庭，系波兰后裔，在家乡读完中学后去圣彼得堡军事学院上学。1864年，他到华沙军事学校担任地理教师。1867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招收派往西伯利亚中部的人员，普热瓦利斯基申请成功，给自己确定探勘乌苏里江盆地的目的。乌苏里江是黑龙江的支流，中国与俄国的界河。这是普热瓦利斯基的第一次探险活动，持续了两年，对乌苏里江流域进行了地形测量、气象观测，对当时的地图作了修改，并取得宝贵的探险经验，后出版探险日记《乌苏里地区之旅 1867-1869 》。

接着是普热瓦利斯基更远大的目标 ，一个他很早就立志要去探险的地方——当时尚未被外部世界知晓、位于中亚的中国西藏。为此，他先后进行了4次中亚细亚之旅。

普热瓦利斯基

第一次是1870年至1873年，他及其探险队先到伊尔库茨克，然后经过贝加尔湖、俄蒙边界的恰克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穿越戈壁沙漠，直至离北京只有160公里远的张家口。他接着溯黄河而上，考察了黄河源头，最后往西藏方向进发，不过未能抵达目的地。

此旅勘察面积广达18000平方公里，搜集带回约5000种植物、1000种鸟类、3000种昆虫、70种爬虫，另有130种不同哺乳动物的皮。回国后，皇家地理学会赐予他康斯坦丁勋章，其军衔晋升至陆军中将。在东亚考察时期正遇中国“同治陕甘回变”事件（1862-1873），他故能向沙皇参谋本部提供有关中国西部浩罕汗国穆斯林起义的重要情报，回国后因此被派至沙皇参谋本部任职，并获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他应邀在地理学会作讲演，听众座无虚席，掌声热烈，俄国报纸称其探险为“我们时代最勇敢的行旅之一”。

第二次是1876年至1877年，他从拉脱维亚的库尔迪加县出发，经新疆西南部前往天山，越过天山顶峰后，前去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经之处都是中国古代诗人笔下那种“万里尽黄沙”、“骆驼吼如云”的景象。他们也到了一个大湖畔，普热瓦利斯基误认为青海湖，其实是罗布泊，马可波罗之后尚无一个欧洲人去过。普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考察了罗布泊，并将之画于地图。他预想不到的是，中国这个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内陆咸水湖后来干涸无水，不再是湖。

此次远行共有10名男子、24头骆驼、4匹马、3吨行李，携有25000卢布。但病弱的骆驼队耽误行程，到1877年9月换了比较强壮的骆驼和马，才可能驮载弹药、白兰地和茶叶向目的地拉萨进军。虽然他发现西藏北部边界要比人们原来认为的更往北300公里，这次他仍未能深入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

第三次是1879年至1880年，从新疆哈密出发，越过柴达木盆地，抵达青海湖，然后转向天山，往南前往西藏，目的地仍是拉萨。但当普热瓦利斯基他们终于踏上西藏高原，看到湛蓝的天空、高耸的雪山、翱翔的雄鹰，距拉萨只有260公里的时候，西藏卫兵阻拦并禁止他们入境，把他们赶了回去。普热瓦利斯基为此抱憾终身。

第四次是1883年至1885年，始自恰克图，经戈壁沙漠、内蒙古阿拉善到天山东部，后从青海湖往西到和田，再往吉尔吉斯斯坦，在其西北部的天山山脉北侧见到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泊——伊塞克湖。此湖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称为“热海”或“大清池”，为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商贾往来集结之所。唐朝时属安西节度使管辖（今属吉尔吉斯斯坦），设有北庭都护府，边寨诗人岑参曾任都护府判官，写有《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一诗，称此间夏天“热海水如煮”、“众鸟不敢飞”，冬天则“霜威寒逼人”，两个季节寒热天差地别。在这里，普热瓦利斯基及其探险队显然饱尝了岑参所写“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的滋味。

普氏的多次探险开启了中亚细亚这个广袤地区地理学、动植物学研究的新时期。他考察了中亚地区的地形、河流、气候、动植物，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并绘图作画。他发现野生双峰骆驼、普氏野马、普氏羚羊和西藏棕熊，则是对人类生物学的重要贡献。他有5部重要著作，其中两本译成了英语，《小马国蒙古与藏北荒原》（1875）和《从伊犁经天山至罗布泊》（1879）。多座从前无名的山脉由他标上了名字，如哥伦布山脉、莫斯科山脉、俄罗斯山脉，后者的一座山峰被命名为克里姆林峰。

“不到拉萨非好汉”是普热瓦利斯基一生的心愿，爱情婚事都不能撼动。他在斯摩棱斯克曾有个女友，他出发去探险前，她剪下自己的发辫送给他，说发辫将跟他一起旅行，直至他回来与她成婚。结果她在他返回前死于中暑。另有个喜爱他的姑娘曾给他写诗，劝他不要再去西藏，他在日记里作答：“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理想，我为之献出我的一生。待写完我所要写的所有东西，我就即刻返回沙漠，在那里比在金碧辉煌的沙龙（可招致婚姻之处）更快乐。”

1888年，他已有第五次赴藏计划，但尚未出发，不幸在狩猎老虎时染患斑疹伤寒，不久便病逝于伊塞克湖畔的卡拉库尔市。他的旅伴根据其遗嘱，将他和所有行李装束都埋葬在伊塞克湖边，并在山岩上凿刻10级台阶，象征他一生艰难的探险之旅。卡拉库尔市曾易名为普热瓦尔斯克，因当地人抗议，后改为原名，1939年斯大林出席这位探险家诞生百周年纪念活动，市名又改为普热瓦尔斯克，1991年苏联解体后又更名为卡拉库尔市。在苏联，曾传斯大林是普氏之子，其实，他们只是外貌极为相似而已。

市名可以改来改去，但普氏野马、普氏羚羊，还有普氏茄子、5种普氏蜥蜴，显然都不会易姓改名。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花园竖有普热瓦利斯基纪念雕像，在雕像底座上趴伏着一头普氏双峰驼。

由于对中亚、东亚和中国文明缺乏了解，普氏的著作记述中国、蒙古的落后面较多，对汉人、藏人和突厥人都缺少好感，精神上也未能摆脱沙俄帝国思想的束缚，说什么在亚洲探险要“一手拿枪一手持鞭”，甚至以沙文主义态度鼓吹俄国应并吞新疆和蒙古，声称“我们的千余士兵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19世纪中叶开始，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大博弈”（或称“影子竞赛”），为争夺中亚控制权发生冲突，普氏正是其中一名积极参与者。

偷走中国西夏文物的科兹洛夫

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1863-1935）是普热瓦利斯基的同乡，也上过军事学院，与普氏有共同志趣，是普氏探险队成员。普氏死后，他与探险队继续在亚洲闯荡，1895年接替有病的队长，成了探险队领导。

自1899年到1901年，科兹洛夫考察了三条大河——黄河、长江和湄公河，因此荣获康斯坦丁勋章。20世纪初，“大博弈”至其顶峰，他与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奥莱尔·斯坦，都作为著名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成了在新疆和蒙古的三大竞争对手，英国政府有个代表一直监视着科兹洛夫在中亚的行踪。

科兹洛夫

对科兹洛夫来说，最幸运的是在戈壁沙漠地区探险期间终于找到了古城哈日浩特的遗址。哈日浩特为蒙语，意为“黑城”，系西夏国的古都。西夏国（1038-1227）建于以宁夏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圆万余里”，人口250万，拥兵50万，与宋、辽三足鼎立，最后为成吉思汗蒙古大军所灭。早在1886年，俄国旅行家、考古学者波塔宁在青海、内蒙古探险，得知有哈日浩特这个古城遗址，那里藏有许多珍宝、经卷、文物，可以见证一个神秘王国。他把这一秘密公开写在一本书里，“黑城”便成了财富的象征，引诱许多人前去“夺宝”，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甚至为此成立了“文化远征军”，科兹洛夫便是其中一员。

1908年春，科兹洛夫带领其伙伴进入内蒙古额济纳旗土尔扈特人的地盘，由于当地人的敌意和戒备，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古城遗址何在。聪明而狡黠的科兹洛夫知道行贿的作用，向当地王爷既送钱、办宴请，又赠步枪、手枪、留声机，终于在王爷所派的向导的带领下闯入了宝地。他们惊异地看到了高耸在沙漠之上的古塔，轻易地从“城 ”内挖掘出很多箱文物，可那些天书般的陌生文字并不能告诉他们，这些文物源自什么民族、什么朝代。科兹洛夫把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打包运回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学者们眼看丰富多彩的佛像、佛画、经卷、书籍、工艺品，个个瞠目结舌。但也有专家意识到，这是一个能充分体现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汇融的王朝，其文物价值极大，地理学会便下令科兹洛夫继续深入挖掘。

1904年，科兹洛夫在考古中挖掘了诺彦乌拉墓地，这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 世纪的匈奴墓地，位于今天的蒙古国中央省色楞格河畔诺彦乌拉山。

科兹洛夫终于把眼睛盯上那座尘封700年之久的“伟大古塔”，用他后来的话说，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塔内高台上有个坐姿人骨架，他显然是此塔主人，一个有学问的和尚，塔内诸物是他的殉葬品。1909年古塔被打开后，成千上万件文书、佛画、佛像、佛经一批批运往圣彼得堡，在皇家地理学会里的编号最后多达8000多个。

听说西夏国“黑将军”在蒙军侵入前将珍宝埋进巨坑内的故事后，科兹洛夫雇佣当地牧民挖坑，所获不多，却死了人。但在另一座佛塔内又挖掘出大量刻本或抄本书籍、佛画、佛像。科兹洛夫自然始终不知，在大量黑城文献中藏着一件可以解除秘密的东西。

当时彼得堡有个汉学家伊凡诺维奇（1877-1937），中文名伊凤阁，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语专业，1902年到中国游学两年 ，有很深的中文底子。1909年岁末，伊凤阁应邀前去皇家地理学会，要他协助解谜。黑城文献在这里堆成了山，他终于像大海捞针一样从中发现一本有汉语的词典，经研究知是一本汉文与西夏文双解词典，书名《蕃汉合时掌中珠》，编著者为古勒茂，这便是黑城文献之谜的破解物。有学者幽默而言：“至此，俄国人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用骆驼驼回来的是西夏王朝的190多年的历史！”

后来伊凤阁自己成了西夏语专家，著有《西夏语研究》，俄国对我国西夏历史的研究因此一时占有优势。1912年，中国语言学家罗振玉在日本见到已任彼得堡大学教授的伊凤阁，得见《蕃汉合时掌中珠》，次年向他借得9页，付诸影印。1922年，伊凤阁访华，罗振玉又借其全书照片，命其子全文抄录。比利时汉学家陆宽田70年代访苏时拍摄到全本《蕃汉合时掌中珠》，1982年，他通过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全部影印原件，该书终于得见天日。

科兹洛夫有着与普热瓦利斯基相同的个性，大胆、执着、坚持、不放弃，甚至在1922-1926年考察蒙古期间，还又去哈日浩特挖掘，又收获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

当然，我们中国人可给科兹洛夫“盗窃西夏文物”的罪名，但时至如今，谁也不知道该不该清算，如何去清算。历史就这样积淀着很多难解的问题。

著名作家契诃夫在《尼·米·普热瓦利斯基》一文里，曾热情赞颂探险家所表现出来的探索奥秘、不畏艰险的精神。契诃夫看到自己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懒惰、生活的苦闷、信仰的缺乏正在侵袭欧洲社会”，“到处盛行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亡的恐惧”，“连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放荡辩护”。在这种时候，契诃夫认为，我们像需要太阳一样需要冒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