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当裁判吹响了莫斯科斯巴达队主场与格罗兹尼特里克队比赛的终场哨，主队球迷潮水般地涌入了球场，与球员们一同欢庆胜利。他们甚至拆毁了球场两端的球门，将其分割，带回家做纪念。

2017年5月17日，莫斯科斯巴达队击败格罗兹尼特 里克队，获得16年来首个俄超冠军。

这种疯狂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莫斯科斯巴达这支老牌劲旅时隔16年后又一次拿到了俄超冠军。从2005年开始，莫斯科斯巴达足球队年年稳居俄超主场观赛人数第一位，且将其他球队甩出很远。这群长年坚守的死忠球迷配得上这个冠军。正因这段佳话，球队那个著名的称号——“人民的球队”再度被提及。

但这远不是这个称号的全部内涵——1996-2001年的六连冠、苏联时代的12次联赛冠军也只是一些历史片段，甚至“大清洗”中贝利亚将其队员投入古拉格的那段著名的历史也只是刚刚触及这支球队的本质，尚不足以解释它何以代表人民。这支老牌劲旅堪称俄国历史的活化石，只有理清其曲折命运后，才能明白“人民的球队”这个称号从何而来。

“索科尔运动”之下诞生

莫斯科斯巴达队的前身是1883年成立的俄罗斯体操协会。之所以是体操会，也是因为一段历史渊源。

18世纪末期，德国人开始将体操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体教育手段。19世纪初期，着眼于国民教育及政治影响的杨氏体操得到推广，被用来“建立统一、强大的德国，培养自由、自信的公民”。被德国人统治的捷克人深受影响，在独立运动中开展“索科尔运动”（“索科尔”在捷克语中意为“鹰”），用从事多种项目体育训练和办报方式来培养有志青年，传播捷克民族主义及泛斯拉夫主义。

这场政治化的体育运动随即被传播至所有斯拉夫人国家，包括沙俄。到了1911年，俄国已拥有46家“索科尔运动”体育协会，包括最早成立且居于核心地位的俄罗斯体操协会。它当时的成员包括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和安东·契诃夫，影响力可见一斑。沙俄首相斯托雷平在打输了日俄战争之后，还带着儿子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展示政府对“索科尔运动”的重视。

俄军方也参与进来，利用“索科尔运动”的训练方法培养军人。一战中，大批“索科尔”被沙俄政府送往前线，战死沙场，奥匈帝国也命“索科尔”们承担辅助军事工作。将“索科尔运动”用作政治乃至军事目的的实践在一战中达到顶峰。

这种国家化的体育体现了当时的欧洲大陆笼罩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事实。但在当时的英国还存在着对体育的另一种理解，即对户外游戏与竞技性的重视——多强调个人体验，与政治无关。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英国人发明的一系列现代体育运动也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中包括足球。

19世纪末，俄国大企业家萨瓦·莫罗佐夫引进英国专家、设备，在莫斯科以东的奥列霍沃-祖耶沃发展纺织业，足球运动被专家们带进了这座小城。

1887年，俄国第一场足球赛在这座“足球之乡”上演，对阵双方是为莫罗佐夫工作的英国人。直至今日，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博物馆还保存着俄第一家职业俱乐部——奥列霍沃体育俱乐部的成立文件。

足球运动很快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的工厂中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俄国人也参与进来。到了1910年，莫斯科联赛成立。以莫罗佐夫麾下工厂为基础组建的球队莫罗佐夫人队连续4年捧得联赛冠军。1912年，全俄足球联盟成立，来自33座城市超过150个俱乐部参与其中，球员总数超过8000人。

1910-1922年间，共有30多支队伍参加了莫斯科联赛。这份名单中有一支名叫“索科尔”的队伍，它便是隶属于俄罗斯体操协会的足球队。“索科尔运动”之后，该协会已正式更名为“索科尔体操协会”，其从事的项目也丰富起来。1897年，该协会开始从事足球运动，索科尔足球队也应运而生。

此刻，德国的国家主义体育与英国的竞技体育以体操会配足球队的形式结合了起来，契合了末代沙俄的大时代背景——泛滥着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又被种种现代化改革后果所影响。当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所有这一切也重新受到考验。

1979年，俄罗斯国家音乐厅，作为联赛冠军的莫斯科 斯巴达队获得苏联足球超级联赛水晶奖。

“新经济政策”之下发展

从1922年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着手处理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行业问题，决定在次年将所有沙俄时期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收归国有，并全部解散，由新成立的各种组织和单位作为主体重新组织球队。还没等命令生效，索科尔足球队率先改换门庭，划归共青团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管理，队名也改为“红色普列斯尼亚队”。正因为它最先被改造，反而在之后的球队解散潮中幸存下来，成为为数不多被完整保存的沙俄足球俱乐部之一。

1923年的球队重组，使得许多有力的“金主”都拥有了自己的球队。比如莫斯科迪纳摩队，便是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总局（即日后的克格勃）组织成立的。苏联军方也拥有了自己的球队——全民军事训练实验展示平台队，即日后的“中央陆军队”。两支球队都成为苏联足球史上的老牌劲旅。

然而，作为当时的优秀球队之一（1917年莫斯科联赛A组第四，1918年B组冠军，1919年一项杯赛冠军），索科尔队并没有投靠任何强大部门，而是决定依靠市场生存下去。

为了尽快恢复因俄国内战而被破坏的经济，苏联缔造者列宁决定从1921年开始实施旨在休养生息的“新经济政策”：许多生意被交还给旧业主，数千家私营公司重新开业，国际贸易和旅游业重新开张。这给了包括足球在内的城市娱乐产业以良好的发展环境。

1917年加入索科尔队并逐渐成为主力的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在这个大环境下展现出杰出的经营能力。作为杰出足球运动员，他经常与文化界人士打交道，与马雅可夫斯基、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等文化名人交好。他的人脉也深入到体制内，在共青团系统内有可以帮忙的朋友。正是依靠这层关系，索科尔队才“挂靠”在共青团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名下。

生存仍是第一位的。红色普列斯尼亚队毕竟不像迪纳摩队及全民军事训练实验展示平台队那样拥有充足预算。斯塔罗斯京率领球队到处打友谊赛，维持球队运转。他还招揽了一批队员，实现队伍更新换代。而最重要的计划，是为球队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修一座球场。

经共青团区委首肯后，球队开始筹措资金。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去赚钱，甚至自办文艺演出，请来一些文艺界人士进行表演，收取门票。他们还从马戏团借来熊，为演出进行宣传。有的队员甚至卖掉了自家的耕牛，为球队凑钱。

1922年，这个简陋的球场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建立起来，有1500个座位，另外还可容纳几千人站着看球。当年，他们再次获得莫斯科秋季联赛B组冠军。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赛开赛时，该队包括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在内的三名队员还入选了莫斯科联队。这些成绩让这支球队进一步崭露头角。

但一个根本性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这种打比赛赚钱的方式是否符合当时苏联官方经济思想？“新经济政策”带来的繁荣遭到许多极左人士的反对，有关这种繁荣是否符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的讨论始终未停歇。反对者无法接受职业足球这种把身体和表演作为商品的体育形式，球队间的球员转会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在他们看来，职业足球让工人群体远离了革命政治。

实际上，1923年的那场改造，其目的是消灭沙俄时代的职业足球。把球队都划归各组织、部门的目的就是让球员们都拥有“正当”工作，而非把踢球当做职业。职业足球虽未被苏联政治所承认，却一直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存在着，就像苏联电影与爵士乐同期的状况一样。

1925年，红色普列斯尼亚队踢了23场友谊赛，其中几场主场比赛观众人数过万。这使得球队开始富裕起来，外出打比赛时可以住高级宾馆，球员生活也阔绰起来。斯塔罗斯京既是球队队长，踢友谊赛等事宜也离不开他的经营才能。球场上，这位右边锋表现愈发抢眼，继而成为莫斯科联队及苏联国家队的队长，成为苏联当仁不让的足球明星。

1955年7月8日，莫斯科斯巴达队与英 国沃尔夫汉普顿流浪者队在苏联举行 足球赛，两队队长交换纪念锦标。

“人民的球队”最终养成

1926年，苏联政府又进行了一次旨在消灭职业足球的改造。所有球队再次被解散，由企业和工会出面重新组织球队，只有莫斯科迪纳摩队和全民军事训练实验展示平台队（此刻改名为红军中央宫队）逃过了改造，自然是仰仗秘密警察及军队的强大势力。

红色普列斯尼亚队管理者所拥有的人脉再次派上了用场，他们及时找到了新的支持者——苏联食品工业工会。新球队被命名为“食品工人队”，原先的队员们整体进入了这支球队。新老板很慷慨，专门修了一座新球场，可容纳1.3万人，后来又加了8000个座位。这使得球队财政更加雄厚。

这番改造最终仍没达到目的，此后的苏联职业足球发展得更好。从1928年开始，莫斯科迪纳摩、红军中央宫队及食品工人队间的比赛总能够吸引大量球迷。球票不贵——坐票60戈比（1卢布相当于100戈比），站票45戈比——但球市之火爆仍让各队赚得盆满钵满。这其中，莫斯科迪纳摩队与食品工人队的比赛开始具有莫斯科德比的性质，1928年有1.2万人观赛，1929年2万人，随后几年水涨船高。

列宁去世以后，“新经济政策”逐渐式微，1926年的改造便是结果之一。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批判职业足球的文章，评论认为，球员们虽已归各单位或工会领导，却不在工厂里工作，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者。足球比赛最终只能带来疯狂的球迷群体，而不是让这些人亲身参与其中，偏离了苏联体育竞技的初衷。

到了1929年，形势进一步恶化，“新经济政策”被彻底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的“大转折”及“农村集体化”。城市文化也迎来一场“革命”，斯大林政权在许多领域都加强了控制，尽管对足球界的控制滞后了一些。1929年的比赛没有减少，球员转会照常进行，球市更加火爆，但食品工人队还是感受到了变化。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总局的地位空前提升，莫斯科迪纳摩队的预算也膨胀起来，他们得以招揽更多实力球员加盟，该队的成绩开始将食品工人队甩在身后。

整肃终于来了。1930年，新成立的全联盟体育委员会接管苏联足球，其领导层中包括日后的秘密警察头领亚戈达。第二年，该委员会下达命令，所有球员都得是其主管单位或工会的真实成员。这是为了彻底杀死苏联职业足球，将球员身份固定为劳动者，阻断靠踢球赚钱这条路。这次的整肃是严格的，食品工人队不可能像前两次那样蒙混过关。

但没想到的是，这次改造让它最终获得了“人民的球队”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这次整肃中，食品工人队再次更换了主管单位——新成立的“行业合作社”。这个新组织的地位非同一般。斯大林为了推进建设社会主义进程，将建设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工人阶级成为建设主力，他们成为苏联地位最高的阶级。但非重工业，比如食品业、服务业、加工工业、手工制造业，尤其是在沙俄时代及新经济政策时代存在的私营的中小企业该如何处理呢？斯大林的做法是，将它们一股脑地塞进行业合作社的体系中去。

因此，行业合作社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生产体系，包括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当这个组织开始主管食品工人队，也意味着球队将拥有一个庞大的球迷群体。更换了新主管单位之后，球队也头一次获得自己定名的权力。斯塔罗斯京和队员们认真商讨后，选择了“斯巴达”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其他球队都会在队名中突出自己主管单位，唯有这支球队以古希腊战士的名字命名，其内涵是自由、独立与反抗。

选名一事并非偶然，从“索科尔运动”到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职业足球，莫斯科斯巴达队始终都在与体制外的市场合作，在可以选择时也坚定地维护自身地位的独立。另一个角度讲，俄国政策虽向左转且趋于极端化，但19世纪现代化改革带来的成果终究是存在的，且未被彻底消灭。只要有这股力量存在，各领域就会有相应的表现。

1931年，斯大林提前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代之以目标更现实的新五年计划。这个新时期里，他开始承认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才能及工作表现来领取工资，这也为职业足球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1936年，苏联足球联赛正式建立，职业足球在苏联终于活了下来。

球场上，莫斯科斯巴达队的支持者与日俱增，成为最具人气的队伍。由于“行业合作社”的背后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会选择支持自己所属单位的球队。这层内涵进一步发展后，这支球队也被球迷们称为“人民的球队”。每当莫斯科斯巴达队打比赛，球市总是异常火爆，比赛中也常有针对现场警察的叫骂声浪——人们只有在球场，才敢公开且激烈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

由此，作为活化石存在的莫斯科斯巴达队也从多个层次解构了俄国历史，它既展示体育在沙俄及苏联的不同角色，更从一个角度透露出苏联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