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梯也尔

《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 约翰·梅里曼（美）著 刘怀昭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法国有着19世纪最多的政体变更，两个王朝（波旁、奥尔良）、两次帝制（拿破仑叔侄）、两个共和国。阿道夫·梯也尔亲历历次国变，1870年之前，他在政坛上始终深孚众望。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梯也尔是《宪政报》最热烈的传声筒；七月起义时，他带头签名对查理十世的抗议书；奥尔良王朝上台后，他以杰出的才干指导内阁；拿破仑三世谋朝篡位后，梯也尔坚决不予合作。

假设历史仍然正常运转，梯也尔或许可能以资产阶级开明改良派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紧接着第三共和国成立，巴黎公社揭竿而起，梯也尔被推到了风尖浪口，最终以“公社刽子手”的恶名定格于史册。

按照政治立场，梯也尔倾向于统而不治的虚君制，奉英国宪政为圭臬，然而共和派诸人的才干、品德无一能超过他，因此不得不请梯也尔当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更左倾、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干脆不承认梯也尔政府的合法性，迫不及待地要求跨过“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从公社建立的第一天开始，胜利的天平就倾向于对手。梯也尔拥有外省的支持、德国的默认，更重要的是法国正规军的倒向。这支军队在普法战争中仅仅是受了一次挫折，还未到元气大伤的地步，如果不是拿破仑三世的瞎指挥，法军未必能输给普鲁士容克。梯也尔虽然是文官，在用兵上却极为大胆，给前线将军充分的自主权。

在麦克马洪元帅的正确部署下，国防军有条不紊地前行，包围了新生的巴黎公社。公社没有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长达两个月的战斗过程中，公社几乎没打过像样的胜仗，社员空有一身蛮力和革命热情，却无处使劲。

公社在军事上仰仗国民自卫队，这支队伍不隶属正规军，也不隶属警察，完全由市民自发组建，不服从政府权威。革命的导火索就是，梯也尔的国防政府打算收回蒙马特高地的大炮，结果被国民自卫队赶走。

公社既需要国民自卫队，也害怕国民自卫队，军政关系历来是头疼的问题，没有过硬的军队就不能捍卫革命，而军人太强势则难免干政，1789年大革命的果实被军人拿破仑摘走，1871年的公社决心避免重蹈覆辙。公社刻意压制自卫队青年将官的升迁，比起梯也尔，革命家更恐惧己方潜在的拿破仑，权柄牢牢地由左派政客攥在手里。

建立巴黎公社的不是巴黎人

公社的政治思想流派五花八门，有“老四八”（quarante- huitards，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昔日领袖），雅各宾党人（推崇大革命，追求直接民主），以及势力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的领袖为奥古斯都·布朗基，一个性情热烈、嫉恶如仇的男人，多次组织暴动，也多次被逮捕入狱。牢狱生涯未能磨损他的锐气，布朗基日常注意体育锻炼，严格控制饮食。

巴黎公社兴起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凡尔赛的监狱里出谋划策。公社曾打算用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他一个人，并且在缺席情况下选举他为公社的名誉主席，这既证明了布朗基的个人魅力，也反映了公社缺乏人才的严重问题。

马克思对待布朗基的态度半是嫉妒、半是同情，他一辈子都在盼望革命，终于等到了那一天，然而革命的领导者并非共产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理念原则，还是斗争模式，都不符合马恩的经典论述。

公社(commune)这个词虽然类似于共产主义(communism)，但它的历史源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一个机构，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的信徒以德国人为主，而拉丁文化的、天主教的国家选择了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大利人尊奉马志尼，法国人尊奉蒲鲁东、布朗基。

当巴黎人如火如荼地闹革命时，革命导师只能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里冷眼旁观，发表几句评论。马克思敏锐地指出公社放过了法兰西银行，没能把革命的热火烧至外省。实际上巴黎公社的社员，根本没有现代金融头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他们原本做打铁、修鞋之类的小生意，骤然获得权力，自然不知道该如何运用。

巴黎的革命性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梯也尔要召开国民会议时，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从心里不敢保证在巴黎开会能绝对安全。”里昂、马赛、图卢兹及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议员，信誓旦旦地承诺支持法律与秩序。

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正逢工业革命扩展，机器轰鸣、织梭如飞，大批法国东北部的农民迁移到巴黎，演变为产业工人，法国铁路网从这一阶段开始分布，法国制造业从这一阶段起步，而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是从这个阶段扎下根。四分之三的公社社员是移民潮的后代，因此准确地说，建立巴黎公社的不是巴黎人。

正宗的巴黎市民富有小资情调，喝下午茶、逛香榭丽舍大街，这是全世界都熟悉、羡慕的巴黎。然而还存在另一个巴黎，一个破烂的、饥饿的巴黎，底层民众住着贫民窟、啃着饼干，他们痛恨本地房东，公社发布的第一批法令里，有一条便是允许租房者延期缴租金。

光鲜亮丽的巴黎不属于他们，一个工人发问：“那些我根本没钱买票进去的古迹、歌剧院、咖啡音乐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就不难理解，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疯狂举动。1871年5月23日，公社当局在最后一道防线攻破之前，下令焚毁卢森堡宫（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晚上7时，社员携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多处纵火，曾经金碧辉煌的杜伊勒里宫（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正宫）化为焦土。纵火者兴之所至，还打算把临近的卢浮宫也烧了，幸而梯也尔部队及时赶到，扑灭了火情。

新法国的诞生

毁灭分为两种，一种带有狂暴热烈的气质，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即为此类，他们怀着替天行道的正义感杀戮神父、贵族；另一种毁灭则是绝望的，玉石俱焚的，巴黎公社的事业注定是失败的，军事、财政、人事各方面，公社几乎都没能尽到本职。

拿破仑三世统治的二十年，自由派沉寂了二十年，社会主义者也沉寂了二十年，1870年帝制的突然崩溃后，出现了政治真空。如果不把握这次机会，左翼可能以后再也不能染指国事，革命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形下，他们强行发起了一场革命。

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巴黎人，是被爱国热情裹挟着加入公社的。大多数巴黎人都相信，只有共和才能拯救法国。国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ce)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了政治上的中立，高层里既有麦克马洪这样的遗老，也有甘必大这样的激进共和派，共同对抗德意志的信念维持了脆弱的共和国。

当威廉一世趾高气扬地走过凯旋门，在镜厅加冕称帝后，巴黎人的怒火被点燃了，左派迅速地利用了这点，收拢人心。此时的梯也尔跟德国妥协合作，看上去完全像是法奸卖国贼，后来的事实表明，受诽谤最多的人物往往在忍辱负重。普法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梯也尔鼓励工商，发行公债，提前偿清了战争赔款。这笔巨款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50亿法郎涌入德国工业界后，投资过热，物价上涨，造成了通货膨胀。

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保守派明确以对德复仇为目标，反倒是社会主义者在叫喊反战口号，拒绝拨款增加军费。除了爱国主义外，第三共和国的另一大政治议题——政教分离也跟左派无缘。当初巴黎公社激进地排斥宗教势力，他们把教士赶出了学校，把修女赶出了医院（这条命令引起了伤兵的不满，他们需要修女的医疗），教堂只能在夜间做弥撒、唱诗典礼。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尔博伊被当成普通人犯盘查，他仍以世人的牧者自居，来到警察局后，以惯常的口吻说道：“我的孩子”。局长当即驳斥：“我们不是孩子，我们是人民审判官。”

公社反对教会的理由不是出于伏尔泰式的启蒙精神，而是俗得不能再俗的经济利益。在君主制当中，教会承担了部分民事部门的职责。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后，教会就要收取2法郎的出生登记费，如果是“非婚生”子女，费用就要调高到7.5法郎，相当于工人两天的薪资，一个巴黎人抱怨道：“洗礼、婚礼、葬礼，什么事都得掏钱。”教会全方位地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从中捞取油水。

巴黎公社结束后，反教权的旗帜由中产阶级接过，19世纪下半叶，政府从教会手里收回了土地、教育权，这是一次全面的、持久的胜利，法国由此成为世俗国家。巴黎公社是场不成熟的实验，第三共和国镇压了巴黎公社，某种程度上却接受了巴黎公社的精神原则，革命者的鲜血并未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