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巴黎公社兴亡史
2017/06/15 | 作者 柳展雄 | 收藏本文
是非功过梯也尔
《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 约翰·梅里曼(美)著 刘怀昭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法国有着19世纪最多的政体变更,两个王朝(波旁、奥尔良)、两次帝制(拿破仑叔侄)、两个共和国。阿道夫·梯也尔亲历历次国变,1870年之前,他在政坛上始终深孚众望。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梯也尔是《宪政报》最热烈的传声筒;七月起义时,他带头签名对查理十世的抗议书;奥尔良王朝上台后,他以杰出的才干指导内阁;拿破仑三世谋朝篡位后,梯也尔坚决不予合作。
假设历史仍然正常运转,梯也尔或许可能以资产阶级开明改良派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紧接着第三共和国成立,巴黎公社揭竿而起,梯也尔被推到了风尖浪口,最终以“公社刽子手”的恶名定格于史册。
按照政治立场,梯也尔倾向于统而不治的虚君制,奉英国宪政为圭臬,然而共和派诸人的才干、品德无一能超过他,因此不得不请梯也尔当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更左倾、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干脆不承认梯也尔政府的合法性,迫不及待地要求跨过“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从公社建立的第一天开始,胜利的天平就倾向于对手。梯也尔拥有外省的支持、德国的默认,更重要的是法国正规军的倒向。这支军队在普法战争中仅仅是受了一次挫折,还未到元气大伤的地步,如果不是拿破仑三世的瞎指挥,法军未必能输给普鲁士容克。梯也尔虽然是文官,在用兵上却极为大胆,给前线将军充分的自主权。
在麦克马洪元帅的正确部署下,国防军有条不紊地前行,包围了新生的巴黎公社。公社没有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长达两个月的战斗过程中,公社几乎没打过像样的胜仗,社员空有一身蛮力和革命热情,却无处使劲。
公社在军事上仰仗国民自卫队,这支队伍不隶属正规军,也不隶属警察,完全由市民自发组建,不服从政府权威。革命的导火索就是,梯也尔的国防政府打算收回蒙马特高地的大炮,结果被国民自卫队赶走。
公社既需要国民自卫队,也害怕国民自卫队,军政关系历来是头疼的问题,没有过硬的军队就不能捍卫革命,而军人太强势则难免干政,1789年大革命的果实被军人拿破仑摘走,1871年的公社决心避免重蹈覆辙。公社刻意压制自卫队青年将官的升迁,比起梯也尔,革命家更恐惧己方潜在的拿破仑,权柄牢牢地由左派政客攥在手里。
建立巴黎公社的不是巴黎人
公社的政治思想流派五花八门,有“老四八”(quarante- huitards,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昔日领袖),雅各宾党人(推崇大革命,追求直接民主),以及势力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的领袖为奥古斯都·布朗基,一个性情热烈、嫉恶如仇的男人,多次组织暴动,也多次被逮捕入狱。牢狱生涯未能磨损他的锐气,布朗基日常注意体育锻炼,严格控制饮食。
巴黎公社兴起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凡尔赛的监狱里出谋划策。公社曾打算用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他一个人,并且在缺席情况下选举他为公社的名誉主席,这既证明了布朗基的个人魅力,也反映了公社缺乏人才的严重问题。
马克思对待布朗基的态度半是嫉妒、半是同情,他一辈子都在盼望革命,终于等到了那一天,然而革命的领导者并非共产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理念原则,还是斗争模式,都不符合马恩的经典论述。
公社(commune)这个词虽然类似于共产主义(communism),但它的历史源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一个机构,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的信徒以德国人为主,而拉丁文化的、天主教的国家选择了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大利人尊奉马志尼,法国人尊奉蒲鲁东、布朗基。
当巴黎人如火如荼地闹革命时,革命导师只能在伦敦大英图书馆里冷眼旁观,发表几句评论。马克思敏锐地指出公社放过了法兰西银行,没能把革命的热火烧至外省。实际上巴黎公社的社员,根本没有现代金融头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他们原本做打铁、修鞋之类的小生意,骤然获得权力,自然不知道该如何运用。
巴黎的革命性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梯也尔要召开国民会议时,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从心里不敢保证在巴黎开会能绝对安全。”里昂、马赛、图卢兹及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议员,信誓旦旦地承诺支持法律与秩序。
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正逢工业革命扩展,机器轰鸣、织梭如飞,大批法国东北部的农民迁移到巴黎,演变为产业工人,法国铁路网从这一阶段开始分布,法国制造业从这一阶段起步,而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是从这个阶段扎下根。四分之三的公社社员是移民潮的后代,因此准确地说,建立巴黎公社的不是巴黎人。
正宗的巴黎市民富有小资情调,喝下午茶、逛香榭丽舍大街,这是全世界都熟悉、羡慕的巴黎。然而还存在另一个巴黎,一个破烂的、饥饿的巴黎,底层民众住着贫民窟、啃着饼干,他们痛恨本地房东,公社发布的第一批法令里,有一条便是允许租房者延期缴租金。
光鲜亮丽的巴黎不属于他们,一个工人发问:“那些我根本没钱买票进去的古迹、歌剧院、咖啡音乐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就不难理解,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疯狂举动。1871年5月23日,公社当局在最后一道防线攻破之前,下令焚毁卢森堡宫(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晚上7时,社员携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多处纵火,曾经金碧辉煌的杜伊勒里宫(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正宫)化为焦土。纵火者兴之所至,还打算把临近的卢浮宫也烧了,幸而梯也尔部队及时赶到,扑灭了火情。
新法国的诞生
毁灭分为两种,一种带有狂暴热烈的气质,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即为此类,他们怀着替天行道的正义感杀戮神父、贵族;另一种毁灭则是绝望的,玉石俱焚的,巴黎公社的事业注定是失败的,军事、财政、人事各方面,公社几乎都没能尽到本职。
拿破仑三世统治的二十年,自由派沉寂了二十年,社会主义者也沉寂了二十年,1870年帝制的突然崩溃后,出现了政治真空。如果不把握这次机会,左翼可能以后再也不能染指国事,革命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形下,他们强行发起了一场革命。
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巴黎人,是被爱国热情裹挟着加入公社的。大多数巴黎人都相信,只有共和才能拯救法国。国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ce)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了政治上的中立,高层里既有麦克马洪这样的遗老,也有甘必大这样的激进共和派,共同对抗德意志的信念维持了脆弱的共和国。
当威廉一世趾高气扬地走过凯旋门,在镜厅加冕称帝后,巴黎人的怒火被点燃了,左派迅速地利用了这点,收拢人心。此时的梯也尔跟德国妥协合作,看上去完全像是法奸卖国贼,后来的事实表明,受诽谤最多的人物往往在忍辱负重。普法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梯也尔鼓励工商,发行公债,提前偿清了战争赔款。这笔巨款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50亿法郎涌入德国工业界后,投资过热,物价上涨,造成了通货膨胀。
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保守派明确以对德复仇为目标,反倒是社会主义者在叫喊反战口号,拒绝拨款增加军费。除了爱国主义外,第三共和国的另一大政治议题——政教分离也跟左派无缘。当初巴黎公社激进地排斥宗教势力,他们把教士赶出了学校,把修女赶出了医院(这条命令引起了伤兵的不满,他们需要修女的医疗),教堂只能在夜间做弥撒、唱诗典礼。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尔博伊被当成普通人犯盘查,他仍以世人的牧者自居,来到警察局后,以惯常的口吻说道:“我的孩子”。局长当即驳斥:“我们不是孩子,我们是人民审判官。”
公社反对教会的理由不是出于伏尔泰式的启蒙精神,而是俗得不能再俗的经济利益。在君主制当中,教会承担了部分民事部门的职责。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后,教会就要收取2法郎的出生登记费,如果是“非婚生”子女,费用就要调高到7.5法郎,相当于工人两天的薪资,一个巴黎人抱怨道:“洗礼、婚礼、葬礼,什么事都得掏钱。”教会全方位地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从中捞取油水。
巴黎公社结束后,反教权的旗帜由中产阶级接过,19世纪下半叶,政府从教会手里收回了土地、教育权,这是一次全面的、持久的胜利,法国由此成为世俗国家。巴黎公社是场不成熟的实验,第三共和国镇压了巴黎公社,某种程度上却接受了巴黎公社的精神原则,革命者的鲜血并未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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