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始终有两派不同观点的对峙，一派认为西方文明高于斯拉夫文明，主张走西欧诸国的发展道路，被称为“西方派”；另一派否认斯拉夫文明劣于西方文明，主张从俄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探寻发展道路，被称为“斯拉夫派”。

俄国的国徽是一只双头鹰，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也就如双头鹰，“看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同一个”（赫尔岑语）。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两派人都爱自由、爱人民，反对专制、反对农奴制，也都爱祖国俄罗斯，只是斯拉夫派把祖国当作母亲，要维护她，而西方派则把祖国当作孩子，要教化他。两派之间不断对立、论争、冲撞，俄国也就是在选择走哪条路的争议中或步履匆匆，或蹒跚而行，整个社会也就时慢时快、曲曲折折地向前发展。

本文要写的是属于斯拉夫派的父子三人：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1-1859）及其儿子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1817-1860）和伊万·阿克萨科夫（1823-1886）。老阿克萨科夫夫妇其实有6个儿子、8个女儿，而与他一起在历史上留名的则是长子康斯坦丁和三儿伊万，这两个儿子都是斯拉夫派的重要人物。

他们在莫斯科的家曾是各界名流的沙龙，甚至被称为莫斯科“俄罗斯主义的堡垒”，其客厅经常熙来攘往，有如中国古人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们并不排斥西方派人士，别林斯基、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都曾是他们欢迎的客人，而接待更多的自然还是他们的“战友”——斯拉夫派理论家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萨马林，还有诗人丘特切夫、雅济科夫。每逢“阿克萨科夫礼拜六”，他们济济一堂，纵谈天下事，斯拉夫派思想、言论就从这里逐渐传播出去，无远弗届。

古老姓氏的老式家庭

老阿克萨科夫曾因无机会见到比他小8岁的普希金而深感遗憾。1832年，他见到果戈里，觉得有幸认识俄国文学的又一伟大天才，大为欣喜。正是果戈里使阿克萨科夫明白，文学创作可直接依据生活，充分利用生活素材，而不必勉强仿照古典主义模式。老阿克萨科夫写有回忆录《我结识果戈里的始末》，在他的影响下，康斯坦丁撰有论文《简论果戈里的小说<乞乞科夫的游历>（又名<死魂灵>）》，把果戈里与古希腊诗人荷马相比较，伊万也写了论文《简论果戈里》。

1855年，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战场回到莫斯科，结识了阿克萨科夫父子，觉得他们了解并热爱农民，所以把他写好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一些章节念给他们听，并请他们提出“最严厉的批评”。事后，老阿克萨科夫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很高兴认识托尔斯泰伯爵。他又聪明又认真。根据其向我们展示的禀赋，他极有文学前途。”

186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梦》寄给伊万·阿克萨科夫，想发表在他的《日报》上，但伊万回信说不能发表，因为其“内容含糊不清”，“使读者莫名其妙”，“文笔是不错的，但要知道，作品的魅力不在于文笔，而在于内容”。1864年，为写《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曾请伊万提供有关奥地利的资料。

“阿克萨科夫”是俄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信奉斯拉夫主义的阿克萨科夫家是一个和睦、好客的老式家庭，老阿克萨科夫天性善良温和，夫人是贤妻良母。在这个德望双馨的家庭，有智慧思谋，有宗教情感，有爱国之情，甚至有古雅装束。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是“穿俄式服装运动”发起者，他时常穿着长衫和长筒靴、戴着卷边平顶帽、蓄着大胡子，让人明白“斯拉夫派”也就是“本土派”、“民族派”、“东方派”，与穿西装革履的“西方派”，也即“改革派”、“激进自由派”，在外表上就迥然不同。

尽管沙皇政府下令禁穿“俄装”、禁留胡须，阿克萨科夫父子却始终念念不忘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老阿克萨科夫也随长子穿过长衫，不过作为本土派作家，他更注重作品的乡土化，爱写俄国的自然风光和俄国人的生活方式。他生于奥伦堡省省会乌发的一个贵族家庭，乌发市位于乌拉尔山下两条大河——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他的祖父曾在巴什基尔草原买下大片土地，他在乌发城和祖父的庄园度过童年，给他的散文创作留下了丰富素材。

比如，在其回忆录《一个俄国绅士》里，就有关于俄国人如何买下巴什基尔人土地的详尽描述：带来几头肥羊，拿出许多瓶威士忌酒、啤酒，还有“几桶发酵的烈性巴什基尔蜂蜜酒”，让当地人大吃大喝，大声唱歌，猛跳忽站忽蹲的舞蹈，不管几天几夜，直至他们同意把大片土地廉价出售。

爱写回忆录的谢尔盖

老阿克萨科夫上了喀山大学，后来当过书刊检察官、测绘学院院长，对文学的爱好则使他终于摆脱一切，在莫斯科近郊自己的庄园里潜心写作。他大器晚成，成了优秀作家，即使在晚年得严重眼疾、一只眼睛失明后，还坚持不懈地写作。

谢尔盖·阿克萨科夫（1791-1859）

老阿克萨科夫爱写回忆录，忆述他的父辈和祖辈，还写他所熟悉和敬重的希什科夫元帅、文豪果戈里、剧作家和演员。他也爱写钓鱼和打猎的情趣，在他笔下，大自然是那么美丽而富有诗意，各种禽兽是那么自由活泼。果戈里写信给他说：“您的鸟儿和鱼儿比我的男人和女人还要生动。”他写过俄国的暴风雪，在他笔下，那深深的沟壑变成了高高的雪丘，辽阔的荒原变成了茫茫雪海，雪后，在太阳照耀下，马车队又重新启程。

其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写于1856年的《家庭纪事》，此书与《孙儿巴格罗夫的童年》和《回忆录》构成三部曲，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家庭纪事》中的奥伦堡省农奴主斯捷潘·巴格罗夫其实就是作者的祖父，此书描述巴格罗夫家族70余年间的历史变迁，对俄罗斯自然风貌、乡村生活、农奴主的专横、农奴的善良，都作了真切、生动的描写。在故事客观的平铺直叙中展示人性之美和人性之恶，揭示善与恶、诚朴和虚伪之间的冲突，也展现俄罗斯大自然之美：茫茫的草原、滚滚的麦浪、滔滔的河水、皑皑的雪野……

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特别喜欢这部自传体小说，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这部作品多美，多新奇，我爱类似阿克萨科夫的这种书！它回望遥远的往昔，进入一些不平常人物内心感情的最深处，我感到非常满意。”对作家的喜爱，也使柴科夫斯基同情作家在“可怕的时代”里的遭遇，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写道：“一方面是张皇失措的政府，连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勇敢地说了一些真话就被逐出莫斯科；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不幸的年轻人未经审讯，就被残酷无情地流放到连乌鸦也捡不到骨头的地方去。”

俄国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评论说，老阿克萨科夫创作的主要特征即其客观性，《家庭纪事》写得“心平气和”，“社会主义者可以将其用作抨击俄国贵族之工具，而保守主义者亦能以之为防卫武器”。他说，此书的叙述具有“纪念碑式、圣经式、荷马式的简洁”，“其风格是透明的”，“其纯净优美的俄语和自然优雅的氛围，更使得人们有理由视其为俄语散文的最佳范例”。

屠格涅夫对老阿克萨科夫的文笔也赞赏备至，说其语言是“典型的俄罗斯语言”，“亲切而直率，灵活而精巧，没有任何矫揉造作，没有任何冗笔赘言，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用词的流畅和准确都相当出色。”他撰写《猎人笔记》显然受到阿克萨科夫的《钓鱼笔记》和《奥伦堡省猎人笔记》的启发。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读到屠格涅夫的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后为《猎人笔记》的第一章）时甚为激动，因为他感到屠格涅夫和他父亲一样，对祖国的土地怀有深情，对人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奴隶，充满同情。

高尔基在《在人间》中写道：“我已经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精彩的史诗《在森林中》，令人赞叹的《猎人笔记》，……这些书使我的心灵得到沐浴，清洗了贫穷痛苦的现实生活在心里留下的恶劣印象。”

直言敢谏的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在校时参加进步的文学哲学团体“斯坦凯维奇小组”，组内成员包括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巴枯宁，还有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后来他并不赞同这个小组激进的政治观点。他继承了其父亲的文才，擅长写作，但不是散文家，而涉笔其他多种体裁：社会评论、俄国古代史、当代文学概观、剧本、俄文语法。他曾去德国旅行，对黑格尔的哲学和德国文学发生兴趣，曾着迷于德国诗歌翻译。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1817-1860）

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萨马林、霍米亚科夫相识，和他们一起研究、提出斯拉夫派思想，肯定俄国的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贬低彼得大帝提倡的欧洲价值观，认为俄国农民常有的传统观念和基督品行应成为俄国特权阶层的准则。作为斯拉夫派倡导者之一，他怀有一种“走向神圣战场”的感觉，甚至写诗向西方派“宣战”，以“俄装”向“敌人”示威。诗人雅济科夫写诗回应，批判那些“不是我们的人”，因为他们不喜欢俄罗斯“古代的光荣”，在他们内心深处，“爱国的情感已经死亡”，“强大祖先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而言“都毫无意义”。

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康斯坦丁把自己写的《关于俄罗斯国内状况的札记》呈递给这个新沙皇，表示反对政府压制民主，要求恢复地方自治，呼吁沙皇给人民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他这种独立不惧、直言敢谏的精神得到交口称誉。有历史学家指出：“说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俄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很公正的。”

阿克萨科夫一家最不幸的遭遇，是两年内父亲与长子先后病逝。康斯坦丁是个孝子，终身未娶，陪伴父母，老父一死，他悲恸欲绝，在希腊养病时亡故。霍米亚科夫与他死于同一年，赫尔岑在《康·谢·阿克萨科夫》一文中写道，“霍米亚科夫走了，阿克萨科夫也走了，喜爱他们的人都感到伤心，看来，这样一些高尚的、不知疲惫的活动家，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样一些比我们的许多自己人还要亲近的敌人，再也不会有了。”

赫尔岑此话也说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表面上似乎是“敌我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对祖国的共同的爱，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同样的关切，他们的对峙并非刀光剑影的厮杀、搏斗，而是常在心平气和的笔战或舌战中感到“亲切”、“贴近”。

“泛斯拉夫主义”倡导者伊万

三子伊万·阿克萨科夫，1842年毕业于彼得堡帝国法律学校，参加过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在1877-1878年俄国-土耳其战争期间，通过新闻界倡导“泛斯拉夫主义”，发起支持南斯拉夫运动，呼吁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由他领导的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协会热心募捐，援助反抗土耳其压迫的塞尔维亚、黑山斯拉夫人。如今在保加利亚东南部，有一个城市名为“阿克萨科夫”，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有一条街也名为“阿克萨科夫”，均为纪念对保加利亚有历史性贡献的伊万·阿克萨科夫。

伊万·阿克萨科夫（1823-1886）

如今，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肖像，他戴着金边眼镜，留着络腮大胡子，端坐桌边，沉静地凝视前方。画名《诗人、斯拉夫派人伊万·阿克萨科夫》，作者为著名画家列宾。

作为诗人，伊万的作品中有一首《冬天的道路》（1845）。普希金也有一首《冬天的道路》（1826）：“沿着冬天萧索的大道，三套马拉着雪橇飞奔，……马车夫唱着悠长的歌，歌声是那么亲切感人：忽而迸发豪迈的欢乐，忽而传出揪心的愁情……”不久，他又写了献给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诗《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伊万则在冬天的冰雪路上与友人争论俄国的过去和将来，似乎也有“豪迈的欢乐”，可更有普希金怀念十二月党人时的“揪心的愁情”。

在西伯利亚到处有囚犯、流放者，在俄国大地上到处有穷人、流浪者，伊万因此作有长诗《流浪者》(1852)，写一个年轻的农奴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寻找幸福，却总失望。审查官员质问诗人，为何写一个逃亡者？诗人答道，穷人们把俄国当作自己的家到处走走，看一看究竟是谁能在俄国过上好日子，这是生活中的实有现象，写下来不更富有“诗意”？这种回答，必然使他的作品长期被禁。

伊万自己是斯拉夫派诗人，他的岳父费奥多尔·丘特切夫（1803-1873）也是斯拉夫派诗人。丘特切夫的名字曾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相提并论，他既是哲理诗人，又是擅长写景的抒情诗人。尽管他当过20多年的驻德外交官，深谙德国哲学，但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信奉泛斯拉夫主义。尽管他平时讲话、撰稿爱用法语，但写诗绝对用俄语，因为他将俄语视为“最珍贵的语言”，平日不能滥用，而一定要用来写诗。伊万曾为其岳父撰写传记，喜爱他的诗作，尤其是《大海和峭壁》这一首，因能充分表达斯拉夫主义的信念和信心而常被朗诵：

一道道疯狂的波涛/一次又一次，永不停息/海浪发出尖利的呼啸/撞击着岸边的峭壁/但是你，我们的巨人/镇静自若，神情高傲/坚如磐石，巍然屹立/不为波浪的混乱所动/你像宇宙一样坚毅！

作为斯拉夫派活动家，伊万·阿克萨科夫先后创办了多种刊物，其中以俄国古名“罗斯”为名的一份办了6年多；他也到处发表演讲，竭力维护斯拉夫各民族的利益，因此，曾被沙皇当局驱逐出莫斯科。

1861年，在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葬仪上，作家和革命家赫尔岑致悼词，其中一段话也可以用来评价阿克萨科夫父子及其斯拉夫派：

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如果说他们未能拦住彼得大帝发出的那辆军用马车，那么，他们已唤醒了迷惘的舆论，迫使一切严肃的人不得不进行严肃的思考。……俄国思想界的转捩点是从他们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