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兄，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华侨出版社），读后倍感亲切。

书内有一段话特别提到笔者，讲的是1986年俞平伯来香港讲学的事。原文如下：

他第二次演说《红楼梦》是在1986年11月19日至25日在香港。大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著名作家潘耀明（彦火）。他与外祖父的交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外祖父喜他的为人，也喜他的才气，常夸奖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在潘耀明迁居太古城时，外祖父曾书“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联赠他。1986年3月，一次闲谈中，外祖父回忆起他20年代经香港去美国的事，言谈中流露出对香港的怀念。由此，潘耀明产生了让老人重莅香港的念头，并即刻着手筹划，终获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

韦柰上述的话，谈到笔者的地方不免有谬赞之嫌！在大师面前，笔者只是一个小学生而已。承俞老不弃，引为忘年交，反而感到惕惕不安。

倒是为了实现老人家来香港的宿愿，笔者曾经多方奔走，终于促成俞老香港之行，蔚为香港文坛盛事。

俞平伯是红学大师，1954年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从此在文坛消失了1/4世纪。他出师早，年青时已才学九斗，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辨》，上世纪50年代便受到大批判。从此不在公开场合谈《红楼梦》，不知者以为他已与《红楼梦》绝缘，其实不然，他私下还是悄悄地钻研。

迄到1986年1月20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整理了《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作为大会发言。在《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一文中，他提出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三点见解，很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意见简括如下：

一、《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

二、应当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感迷失路途。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殆两失之。为今之计，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索，于爱读是书者或不无小补。

三、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这或由于过分热情之故。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俞平伯以上三点心得，可谓微言大义，对研究和爱好《红楼梦》者，无不有启发性。

1986年俞平伯老应邀莅临香港，引起轰动。他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讲题是《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

他在演说中，一语道破了“红学”研究存在的弊病。他指出：

《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会贬低了《红楼梦》的身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

说起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俞平伯曾自况自喻地说：“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

记得俞平伯的妻舅许宝，曾撰文介绍俞平伯的处女作《红楼梦辨》原稿失而复得的曲折经过，时值年富力健的俞平伯，历时三个月写完了《红楼梦辨》，“兴冲冲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发愣，仿若有所失。哪知竟真的是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把纸卷放在座位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车已远去，无处可寻了。俞平伯夫妇木然相对，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偏偏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作’。他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完璧归赵’。”

俞平伯忆及此事，感慨良多，他曾对韦柰说：“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假如俞平伯失去了稿件，假如他没有出版《红楼梦辨》，就不会发生1954年批判他的红学研究，“文革”也不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揪斗……

俞平伯对《红辨》失稿往迹，不胜感慨。他曾在一封信中指出：“稿子失而复得，有似塞翁故事，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垂老话旧，情味弥永；而前尘如梦，迹之愈觉迷糊，又不禁为之黯然矣！”

感情内敛的俞平伯，对影响他一生的这一本著作，其慨叹之情跃然于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