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慧的“红学”大家俞平伯
2014/01/25 | 作者 彦火 | 收藏本文
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兄,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华侨出版社),读后倍感亲切。
书内有一段话特别提到笔者,讲的是1986年俞平伯来香港讲学的事。原文如下:
他第二次演说《红楼梦》是在1986年11月19日至25日在香港。大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著名作家潘耀明(彦火)。他与外祖父的交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外祖父喜他的为人,也喜他的才气,常夸奖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在潘耀明迁居太古城时,外祖父曾书“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联赠他。1986年3月,一次闲谈中,外祖父回忆起他20年代经香港去美国的事,言谈中流露出对香港的怀念。由此,潘耀明产生了让老人重莅香港的念头,并即刻着手筹划,终获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
韦柰上述的话,谈到笔者的地方不免有谬赞之嫌!在大师面前,笔者只是一个小学生而已。承俞老不弃,引为忘年交,反而感到惕惕不安。
倒是为了实现老人家来香港的宿愿,笔者曾经多方奔走,终于促成俞老香港之行,蔚为香港文坛盛事。
俞平伯是红学大师,1954年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从此在文坛消失了1/4世纪。他出师早,年青时已才学九斗,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辨》,上世纪50年代便受到大批判。从此不在公开场合谈《红楼梦》,不知者以为他已与《红楼梦》绝缘,其实不然,他私下还是悄悄地钻研。
迄到1986年1月20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整理了《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作为大会发言。在《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一文中,他提出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三点见解,很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意见简括如下:
一、《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
二、应当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感迷失路途。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殆两失之。为今之计,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索,于爱读是书者或不无小补。
三、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这或由于过分热情之故。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俞平伯以上三点心得,可谓微言大义,对研究和爱好《红楼梦》者,无不有启发性。
1986年俞平伯老应邀莅临香港,引起轰动。他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讲题是《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
他在演说中,一语道破了“红学”研究存在的弊病。他指出:
《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会贬低了《红楼梦》的身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
说起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俞平伯曾自况自喻地说:“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
记得俞平伯的妻舅许宝,曾撰文介绍俞平伯的处女作《红楼梦辨》原稿失而复得的曲折经过,时值年富力健的俞平伯,历时三个月写完了《红楼梦辨》,“兴冲冲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就是到出版商家去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发愣,仿若有所失。哪知竟真的是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是雇乘黄包车,把纸卷放在座位上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车已远去,无处可寻了。俞平伯夫妇木然相对,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偏偏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然就是‘大作’。他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完璧归赵’。”
俞平伯忆及此事,感慨良多,他曾对韦柰说:“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假如俞平伯失去了稿件,假如他没有出版《红楼梦辨》,就不会发生1954年批判他的红学研究,“文革”也不会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揪斗……
俞平伯对《红辨》失稿往迹,不胜感慨。他曾在一封信中指出:“稿子失而复得,有似塞翁故事,信乎‘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垂老话旧,情味弥永;而前尘如梦,迹之愈觉迷糊,又不禁为之黯然矣!”
感情内敛的俞平伯,对影响他一生的这一本著作,其慨叹之情跃然于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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