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就像是台湾独立媒体人的爆发年。离开了主流媒体但并没有停止观察及报道的台湾独立媒体人，依靠网络传播手段和更贴近真相的独特视角越来越昭显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乘着喷射机，离开

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台湾主流媒体？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又一个先后从主流媒体辞职、但并没有离开新闻业而是依旧观察并报道的台湾独立媒体人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台湾媒体业中最让他们痛恨的怪现状——业配新闻。

2010年12月，在《中国时报》供职16年的主任记者黄哲斌将一纸辞呈放在部门主管的办公桌上，并在自己博客上甩出一篇博文，《乘着喷射机，离开<中国时报>》。这几乎是台湾媒体人对业配新闻的一次重要的公开宣战，瞬间搅动台湾媒体江湖，短短一天内，就有10万多人次点阅文章。

新闻成了按字论价的商品，政府和企业的公关软文像是外星来的异形，盘据了正常新闻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反而被挤压、被丢弃，甚至发展到“记者与主管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面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否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不断目睹这场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的假面舞会，这个40多岁、留着山羊胡子、大脑门的台湾资深记者终于“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

同时，黄哲斌掀起一场“反对政府收买媒体，以‘置入性营销’欺瞒人民”的联署，不过一天，就有1000多个单位或个人参与联署。

黄哲斌点燃的是许多人积累已久的不满和愤怒。

2007年，为《苹果日报》的“人间异语”栏目工作的江一豪，和他的主管之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一豪，你是不是写作上有问题？”

“不要客气，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走，不要让你为难。”

江一豪想为这个栏目多撰写些底层人物的报道，可主管已经多次或明示或暗示他开发些更商业化、可以要业配的题材。那样的报道，江一豪写不出来，更不愿意写，索性辞职走人，当起了搬家工人，同时为台湾独立媒体“苦劳网”撰稿。

一年后，扛了15年摄像机的东森电视台摄影记者李惠仁，受够了每天追着新闻的浪潮跑、要有画面要有话题有冲突性趣味性、不停跟着流行转弯的电视新闻工作，遂请辞。

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心脏病发、入院急救。一直在台北忙碌的李惠仁，请了一个月的长假，赶赴彰化陪伴父亲。死亡离自己的家人如此之近。李惠仁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他说，“我在电视台的工作，有价值吗？”不过是，“10%用来做报道，剩下时间都在应付长官。”

辞职后，李惠仁做的第一部纪录片叫做《睁开左眼》，即从独立摄影记者的角度来看待台湾的电视新闻。电视台摄影记者将巨大的摄影机扛在肩膀上时，几乎是闭上左眼只用右眼来看，“右眼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就等于我们常常讲的媒介真实”，李惠仁说，“睁开左眼，是说不要只看到或不要只去处理经过剪接和过滤过的所谓媒介真实，而是应该看到更客观的部分。”

2009年，跑环保线10多年、被主流平面媒体遣散的朱淑娟，架起博客，依旧如常到环保署采访，在她熟悉的领域，点点滴滴写下多件环境议题始末。“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心中想着‘做个独立记者’。”?他们几乎都是台湾独立媒体人的先行者。2010年黄哲斌的那纸对业配新闻的宣战檄文后，媒体人冯小非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她和汪文豪、庄惠宜、萧名宏、蒋慧仙等人一起，创办了“上下游”网站，这是一个关心农业及友善土地议题的社会企业性质的独立网络媒体。其中，汪文豪是从待遇优渥的《天下》杂志自荐而来。

戳破，不能戳的秘密

“睁开左眼后，你看到的更客观的那部分是什么？”《凤凰周刊》记者问。

“真正的客观真实永远达不到。但我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在做拼图的人。”李惠仁说。

李惠仁的skype头像是偌大的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右眼挡在摄影机后，左眼睁得大开，目光平静又似有穿透力。Skype签名为，“官僚的谎言是最可怕的病毒……不能戳的秘密。”而“不能戳的秘密”，也是他花了8年时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名字，这部片子追踪调查台湾禽流感病毒株和官员如何隐匿疫情。

2004年，台湾彰化爆发全台湾第一例H5N2禽流感疫情。李惠仁是彰化人，听到养鸡朋友抱怨鸡只无故暴毙，但送去政府机关检验都说不是禽流感，他以媒体记者的敏锐度，直觉“没这么单纯”。

追踪禽流感疫情的拼图工作开始了。2004年，他将花了两个月追踪到的重要线索做了一条近三分钟的新闻专题报道，他的调查结果已可初步戳破官方说没有疫情的谎言。可当时这条新闻早已冷掉，总编辑勉为其难地将这条三分钟的新闻放在了不受关注的时段。播了一次，但就像什么都没播一样。

主流媒体的这种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让李惠仁有点灰心。可对疫情的关注，他并未中断，2008年辞职后，不用再连轴转般一周一个选题，作为独立媒体人，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新闻判断来，索性更自由地在这个议题上花上大把心思以及银子。

为了追踪调查报道，李惠仁自掏腰包上百万元台币，并像个“动物法医”一样戴上口罩、眼罩，亲手解剖了200多只病死鸡。同时，他拿着解剖检查结果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数据，一直跟台湾的农委会对质。

直到2011年7月，他才完成全片。《不能戳的秘密》全片64分钟20秒，远远长于他在东森电视台时长多被压缩在两分钟内的新闻专题片。公共媒体无法为这部片子提供一个播放平台，他便将片子放在网路上，先是在“公民新闻”平台Newtalk和苹果动新闻上，接着YouTube、Facebook、PTT、Plurk等网站都开始大量转载该片。

接下来，独立制作的新闻纪录片获得了排山倒海般的连锁效应：2012年3月3日，台湾官方证实了“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爆发”，主流媒体也跟上该议题报道，台湾各地数十万只鸡被扑杀，民众改吃海鲜……乃至导致台湾“防检局”局长请辞下台。

只是，这部投入百万台币的片子并不能给李惠仁挣来一分钱。

作为独立记者，他的资金来源是两种——以片养片，从开公司的朋友手里接些小案子，每次挣个一两万台币；另一部分资金，来自致力纪录片和专题片制作的台湾公共电视，若提案通过，拍摄者会得到一笔资助费。

走得越近，越看到不一样

像李惠仁一样，在台湾做独立记者大概有很大的几率在这个领域内闯出名堂。

出于谋生，也出于想更接近自己最感兴趣的蓝领劳动者，辞职后的江一豪，照样怀揣着为弱势群体呐喊的社会理想，边为独立媒体“苦劳网”撰稿，边当起了卖苦力的搬家工人。

1979年生的江一豪，瘦、皮肤黑，喜欢戴一只棒球帽、穿T恤衫，鼻梁上架只镜框。初做搬家工时，他逊到总要拖累人。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视角才变得不一样了。

一次，和他一起出工的搬家工，出于对他的不信任，在搬到一只很重的冰箱时，忙打电话找来资深助手帮忙，并付给对方600台币。江一豪很不好意思，表示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费中出，谁料，平时看起来很流里流气的对方，竟然大手一挥，潇洒的说不用了。

“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所以可以相互容忍和理解。只有跟受访者达到那个感觉时，报道才会有血有肉。”在身份的转变中，视角也获得了更新。“直接变成了一个蓝领工人的视角，过去我所不理解的工人群众的语言、心境，我都渐渐能够掌握，而且必须说，这些其实都存在于劳动过程前后细节里，如果没有身临其境，不可能透过采访说明白。”

走得越近，看到的越不一样。他更愿意这样总结。

就这样，用体力付出得到的血汗钱，换来主动采访、无偿发表的报道自由。一方面体验劳动人生、一方面以网络为基地，江一豪转身变成关怀土地、向自己负责的独立记者。比起在主流媒体中不断忍受被边缘化的痛苦，成为搬家工人的江一豪反而写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

其中报道弱势群体土地问题的系列文章，“人与土地的故事”，更是击败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入围了2008年台湾重要新闻奖项“卓越新闻奖”。系列文章的主角分别是——台湾原住民三莺部落，其河边驻地一直遭遇县府强制拆迁；东菱电子厂的工人，为了争取被老板积欠的退休金、资遣费，成立自救会，以长达10年的时间守在工厂；以及在台湾的缅甸华人，远渡来台，但并没有太多平等的机会。

在江一豪的文章中，处处可见作者本人的介入——行动的投入、感情的投入——他到底走到了多近的地方去看他们？

“东菱电子厂的工人，我跟他们相处了半年才完成稿件；三莺部落的这群原住民，认识了他们近一年，并着手跟他们一起抗争，才完稿；至于在台湾的缅甸华人，根本就是我认识四年多的同学。”江一豪回答说。

“你说，这样的‘采访时间’与‘工作方法’，怎么可能在主流媒体中进行并完成呢？”末了，他又如此反问我。

从第一天当记者到入围台湾的卓越新闻奖，江一豪才花了五年时间。他说，“台湾社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还比较少，往人少的地方走比较容易成功。虽然容易寂寞。”

现在，他和他笔下那群为了土地而抗争的人们走得更近了。他还是三莺部落自救会的顾问，和原住民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拆迁。

不断突破的采访权

在江一豪和他的“人与土地的故事”入围台湾卓越新闻奖两年后，2010年，朱淑娟一举获得了“卓越新闻奖平面媒体类实时新闻奖”。

跑环保线10多年，以独立记者身份获奖，这让朱淑娟的同业或已不在记者岗位的昔日“战友”们相当振奋，甚至有人在她的部落格留言“看到你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新闻人是个很大的激励。”

“将这么重要的奖项授予独立媒体，要肯定的不是我个人，而是对于独立报道精神的期许。”借着领奖的机会，朱淑娟同时还呼吁，盼建立合法的独立媒体认可机制。

36岁转行当记者，朱淑娟经历了采访单位对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的差别待遇，为求采访更顺利，她只好“靠行”公视和台湾环境信息协会。朱淑娟倡议，欧美独立媒体发展已臻成熟，白宫都可发采访证给部落客，台湾也应发展机制，协助公民记者。

江一豪就有这么一次被当作假记者的尴尬——

那是江一豪第3次到三莺部落。本来他当时还端坐在计算机前面整理前2次的采访内容，直到接起一通电话：“一豪，县政府带着怪手（推土机）要来拆部落，靠近部落入口那边的房子已经开始在拆了。”

大概过了40分钟，当他赶到受访者潘阿姨的面前，“怪手”距离他们已经不到200公尺了。潘阿姨没打算走，江一豪索性也陪她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直到被一群警察死命地拉到一旁，并眼睁睁地看着“怪手”拆了她的家。

或许正是这次的经验，让前来拆除的警察对他有了印象，以至于在那天之后的又一次拆除行动，有些警察根本无视于他手上的相机便指着他喊：“把他抓起来，他不是真的记者。”

好在他掏出《记者证》解了围。

在台湾，《记者证》都由媒体各自核发的，无需官方机构来进行统一认证。在与官方的对峙中，独立记者可以依赖挂靠在某一媒体上的《记者证》来保证采访权。

李惠仁在追踪禽流感的过程中，便是以公共电视特约记者的身份，邀访“农委会”官员，曝露出对方一副在镜头前打太极的官腔。可他觉得，仅仅这样还不够。

李惠仁正在筹拍《不能戳的秘密2》，他发现以公民记者的身份邀访时，曾经接受过他采访的“农委会”的官员便会一口回绝，理由是：你现在不是记者。

就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李惠仁还和一些公民记者朋友一起，到台湾的“立法院”去抗议。“因为根据台湾的‘宪法’第十一条，讲到人民有自由采访跟自由出版的自由。”

他决定继续抗议下去。

温柔的小革命

在台湾的独立媒体圈，除了像李惠仁、江一豪、朱淑娟这样，依靠自媒体等网络传播手段单兵作战外，还有一股团队作战的新势力。媒体人冯小非推进的一件事就是成立台湾媒体学院。

为了鼓励更多人投入专业媒体工作，冯小非和朱淑娟、公视《我们的岛》的于立平、公视《纪录观点》的柯金源、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陈顺孝教授、独立媒体人黄哲斌、汪文豪、蒋慧仙，一起发起了这个“独立记者or公民记者”的孵化器——为非媒体出身但又有志于此的年轻人组织培训，同时也会为他们的点子筹集资金。

关于台湾独立媒体的前景，台湾独立媒体人黄哲斌如是描绘，“一旦模式成型，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相互竞合，平日各司其职，各自关注兴趣领域内的议题；有时携手合作，采访报道共同瞩目的重大事件。若此，台湾的媒体环境或许会产生正向动能，深陷于市场新闻学动弹不得的主流媒体，或许能出现新的突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