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过程中，排外事件不时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是针对外来异质的人与物的一种恐惧或排斥情绪。有些排外主义则走到极端境地，直接诉诸暴力，带有强烈的种族犯罪色彩。

2015年3月底在南非蔓延开的排外骚乱，经历过的人迄今仍心有余悸，暴徒手持砍刀棍棒四处追打来自周边国家的新移民，他们认为这些“外国佬”导致自己失业和降薪，另一些暴徒则趁乱洗劫路人和商铺。骚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有七人遇害，而类似的事件近20余年已经不止一次发生。

俄罗斯光头党的口号是“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意为外国人、外族人应该“滚出去”。前些年光头党肆虐，四处袭击外族（国）人，长着亚裔面孔的中国学生同样屡受其害，甚至有人因此丧生。发生在 2014年的越南反中骚乱则更具针对性，暴徒们将目标锁定为华人与华企，导致部分工厂被毁，大量工厂关闭。

英语用于形容“排外”或“仇外”的词汇是“Xenophobia”，源自希腊语，古希腊人发明这一词汇，说明排外主义的历史多么久远。即便当代被视为多元化自由化典范的英美，在早期也未能免俗。谈论英国的排外，并非英国人在这方面有何独特性，相反它的排外运动要比欧陆国家温和得多。作为首个宪政国家和工业国家，英国把人类推进了近代社会，因此英国这段往事更具备标杆价值。

“爱国者”发起五一排外骚乱

“英格兰人啊，你们要珍爱自己，保护自己，为了公共利益让那些外国佬哭泣吧”。

名叫约翰·林肯的小商人在圣保罗大教堂门口的演说，把1517年春季英国的仇外氛围推向高潮，当时正值都铎王朝亨利八世在位。凡赞同约翰·林肯言论者，往往给自己戴上“爱国”的标签。

那年春天，仇外谣言在民间盛行。当时的“朋友圈”——各处市民布告栏常贴满排外口号，在“不转不是英国人”气氛的煽动下，各种阴谋论流言被广为传播，抗议和袭击外国人的事件零星发生。

伦敦市议会生怕引发乱子，给城市带来财产和人员损失，4月30日宣布宵禁，但那个晚上还是出事了。

名著《乌托邦》的作者、时任伦敦市副治安官的托马斯·莫尔，当晚率队在街上巡逻，发现一千余年轻工匠和学徒情绪激动地聚集于外国人较多的圣马丁地带，准备大干一场。莫尔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要寻衅滋事。

大家情绪略有平静之际，外国居民被房屋外嘈杂的情景惊吓，有人从楼上扔下石头和砖块，街上顿时乱作一团。聚集人群开始打砸抢烧，随后演变成对全城外国人的大洗劫，“外国佬，去死吧”的喊叫声不绝于耳。

这就是英国史上著名的“五一骚乱”，直到凌晨三点才逐渐消停。类似的仇外骚动在中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屡见不鲜，这一次还算幸运，据说没有人员死亡。

国王对骚乱勃然大怒，调来军队搜捕了400多人，在王后苦苦求情之下，多数人获得宽赦，但有13人被定为“叛国罪”处以死刑。朝廷顺藤摸瓜追查出“元凶首恶”——被追捧为“爱国者”的约翰·林肯，将他也送上绞刑架。

相较1381年的“瓦特·泰勒暴动”和1450年的“杰克·凯德暴动”，五一骚乱已属温和。那两次平民暴动分别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事失利时期，暴动者们除了有经济诉求，也有强烈的仇外情绪。

瓦特·泰勒暴动，他们把对外战事不利归结于“卖国贼”，开列出准备处死的“卖国贼黑名单”，诸多达官显贵名列其中。暴动者进入伦敦后，将外国工匠、商人成批拖到街上杀害，很多商铺和宅邸惨遭洗劫。伦敦城最漂亮的贵族宅邸——兰开斯特公爵的萨伏伊宫，被焚为灰烬。整个伦敦城凄厉的号哭声此起彼伏，人们仿佛置身地狱，国王也暂时躲进伦敦塔中避难。

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族群有仇视外国人（物）意识，并把仇外言行附会上“爱国”标签时，说明它已进入青春期，民族主义开始萌芽，民族国家开始成型。只不过有的族群这个青春期来得晚，过程也相当漫长。

英法两国的民族意识皆萌生自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至都铎王朝时代（1485年－1603年），英格兰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已然成型。英国有学者认为，英国早期的仇外是塑造民族意识的重要元素之一，当民族意识塑造完成又反过来强化仇外情绪。

仇外意识的递进演化

人类按照“同质化”程度构筑从远到近的圈子，同质化程度越高当然越有亲近感，外来的、异质的事物容易产生“陌生感”和“恐惧感”。若此种情绪继续放大，就会简单根据利益与实力估算，或言行排斥，或发起攻击，或溜之大吉。这种现象在动物中亦普遍存在，所以生物社会学中也认为，“排外”是动物自保本能。

作为最高级智能生物，拥有地球上最复杂的情感与思维，排外性问题在人类社会呈现得更加复杂。现代化可最大程度克服这种“动物本性”，越是前现代社会排外情绪越重，言行越缺乏理性，暴力色彩越浓厚。现代社会中的前现代人群仍然具备这些明显特征，发达国家的“光头党”，多属于低收入低文化阶层。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排外体现在几方面：排斥外乡人、排斥犹太人、排斥外国人。南北方人亦互相看不起，北方人自吹“豪爽英勇”，认为南方人“奸诈狡猾”；南方人自认“文明有礼”，认为北方人“野蛮残暴”。

英格兰人眼中，苏格兰人是“野蛮人”。至于爱尔兰人，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在英国报刊上仍有“半人兽”的别称。

伴随排外情绪的通常是“自恋（大）情结”，当时欧洲文明重心仍在地中海一带，加之岛国环境的原因，英国人的保守与自恋超过欧陆国家，他们普遍觉得自己家乡最好，自己传统最优，自己的生活方式最正，就差觉得自家的苍蝇也是双眼皮。

南方沿海各郡与欧陆商贸频繁，比较富裕文明，旅居英国的外国商人、工匠多倾向于生活在南部的伦敦和东盎格利亚，那里经贸和手工业发达，颇具“国际化”气质。

封建制下各城市向国王购买自治权，商团和行会崛起，几乎控制了市政会议，竞相制订排斥外地人的政策，制造行业壁垒。做黑面包的不能做白面包，补鞋的不允许卖鞋，对外地商人实施欺压性政策。外地人形同令人恐惧的“陌生人”，但对外地人的排斥多限于政策压制、言语歧视。

12世纪随着王权强化，普通法推广，城际间和行业间的壁垒逐渐被克服，排犹则成为各阶层能达成共识的问题。早期欧洲国家普遍排犹，英国未置外于这个传统，犹太人不仅是异族人还是异教徒。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每逢疫情发作犹太人就变成替罪羊，惨遭打杀抢掠。流行的阴谋论说他们向基督徒社区投毒，因为犹太社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其实这是犹太人的教义对卫生习惯要求更高所致。科学不昌明时代的人们容易相信这类谣言，很多犹太社区因此被毁灭，1349年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就有2000名犹太人被烧死。

犹太人14世纪却在英国幸免于难，因为他们早在13世纪末就被驱逐。1290年7月，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一世发布“逐犹敕令”，勒令犹太人在规定时间内离境，直到366年后他们才被允许入境定居。

爱德华一世连年发动战争，财政捉襟见肘，他因为满足了贵族和中产（骑士、乡绅、商人）们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议会慷慨解囊，同意征收动产税，使国王获得可观的11万英镑收入（当时国王年均收入为5万英镑）。这次征税使国人苦不堪言，等于大家为满足排犹情绪帮国王埋了单。大多数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国王又狠赚一笔，而且国王此前欠下犹太人的巨额债务也借此赖掉。

仇恨外国人情绪的养成需要具备一些条件：一、与外国经贸交流频繁，完全封闭的自然经济不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二、王权得以强化，政治上更为统一，民族国家具备雏形；三、与外部世界冲突增加，民族意识萌芽，开始有大共同体观念。

中世纪最后一百多年，条件都已成熟。进入民族国家初级阶段，简而言之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肯定大行其道。英国人对“大我概念”的认同感日益强烈，仇法情绪不断高涨。说起来法国人着实冤枉，当时英国人好战的名声远近闻名，百年战争都是英军祸害法国领土。

外战、民族主义、仇外与改朝换代

当时的英国，对外战争萌生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与仇外情绪互相强化，从而导致人们更为好战，仇视主张和平的人，最终常与改朝换代形成了有趣的循环链条。英国民族主义的生发过程又有颇多吊诡和矛盾之处，导致频繁对外战争的主要因素却是统治者来自外国。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王室和贵族皆来自法国，罗伯特、理查德、亨利等法语名字几十年就遍布全英。诺曼王朝之后，历经金雀花、兰开斯特、约克，到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时才有了本土威尔士血统，之后的王室来自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荷兰（奥兰治-拿骚王朝）、德国（汉诺威王朝）。今天的英国王室在一战爆发之际，为了表明将与自己臣民坚定站在一起对德作战，毅然把德国化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名字更换为英国化的“温莎”。

千年来英国历代王族都有亲缘关系，共同特点都是来自外国。法国对英国的影响最为深远，今天的英国国徽即英王徽上还有句法语铭言：我权神授。直到14世纪中后期，来自法国的王族和贵族们才完全英格兰化，沦落为底层语言三百多年的英语终于咸鱼大翻身，兰开斯特的亨利五世（1386年—1422年）日常生活已用英语作为母语。

来自法国名叫亨利、理查德的统治者们带着各种叫亨利、理查德的英国官兵征战法国，萌芽了仇法的民族意识。

百年战争结束前，英王一方面是一国之君，另一方面因为在法国有封地，又是法王的封臣。法王要强化中央集权需要“去封建化”，削弱大贵族领主的力量，统一国家过程中就会跟英王产生领地争端，这是导致百年战争的主因。当然，在此之前也爆发了多年的争地战争。英法王室经常联姻，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三世就以母亲（法国公主）的名义诉求法国王位，挑起了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分为两次四个阶段，第一次由金雀花王朝爱德华三世挑起，第二次是兰开斯特王朝亨利五世发动；每次战争第一阶段英军所向披靡，第二阶段法国转败为胜。

战争需耗费巨额的军费，英国王室财政困难时导致战事不利，战事不利又加剧财政困窘，引发政治和社会大动荡，最终导致改朝换代。第一次战争末期推动兰开斯特王朝取代金雀花王朝，第二次战争末期引爆了持久的内战——玫瑰战争（1455年—1485年），约克王朝取代兰开斯特登上历史舞台。

每次到战争不利阶段，英国贵族和官员都会分为“鹰派”和“鸽派”。所谓鹰派是指仇法态度坚决，表示要死战到底的权贵，在民间的口碑很好，通常被赞颂为“英雄”或“爱国者”；鸽派就是那些主张对法议和的权贵，自然就是“英奸”。

第一次英法战争第二阶段时，朝廷鹰派领袖托马斯（第一代格洛斯特公爵）就说过：“英格兰人不能没有对外战争，否则他们就会打内战。”第二次英法战争第二阶段时，亨利五世的幼弟，也是鹰派领袖的汉弗莱（第二次授封的第一代格洛斯特公爵）说：“离开了战争，英格兰人民没法体面地活下去。”

鹰派权贵普遍特点是缺乏运筹军政实务的履历，他们既不筹备粮饷，也不坐镇前线，多是立于朝堂打口炮，以激进言论在民间博取“爱国”好名声。前述两位格洛斯特公爵都甩过豪言壮语：“给我几万英镑军费，筹集数万精兵，保证踏平法兰西。”可这几万英镑，天上掉不下来。

鸽派权贵通常有较丰富的军政实务履历，在前线指挥过战役，看过兵败如山倒的尸横遍野，见过军营疫病成片死亡，体验过缺乏粮饷寸步难行的煎熬。他们并不是真正“热爱和平”，而是对无情现实有切身感受，知道打不动了，议和是一筹莫展下的无奈选择。

有些鹰派权贵被委任到前线任职，在残酷现实面前不久后也“可耻”地滑向“鸽派”，第一代格洛斯特公爵与第三代约克公爵都曾有过这样的华丽转身，约克公爵因为自己垫付了几万英镑军费，朝廷又长期拖欠不还而满腹牢骚。

两次战争末期的国王理查德二世和亨利六世，则是不折不扣的“秘密鸽派”。因为巨额战费需要君主掏腰包，国王实在囊中羞涩，吃了败仗带来的朝廷党争和社会动乱的风险，要由国王承担，所以国王不鸽不行。

当然国王又不能公开地“装鸽”，这样会带来“懦弱”的名声，必须得找愿意为君分忧的大臣背黑锅；大众要么不知情，要么不敢把矛头指向君主，只敢冲那些被国王委派去议和的大臣——“英奸”撒气。

仇外也成为政治斗争最好使的工具。玫瑰战争时代的风云人物，英国第一伯爵——沃里克伯爵，担任英国驻法国加莱港镇守，亨利六世王后与之不和，故意断绝他的薪饷，结果他带领加莱守军在英吉利海峡干起海盗营生获取军费。他们专门打劫外国商船，但对本国船只秋毫无犯，在民间赢得“英格兰英雄”美称，他自诩为国家利益守护者。

沃里克伯爵编造各种王后“卖国”的谣言，指责她勾结世仇法国准备侵略英国，造成王后的声誉损失，他煽动的仇法骚乱不仅导致很多旅居英国的外国工匠、商人被杀，还迫使王后搬离首都。其实，多年后沃里克照样勾结法王，借来外国的兵马粮草反叛朝廷。

听说对法开战大家就兴奋，可没有钱何来兵马粮草（欠薪也会引起军队士气下降甚至哗变），缺乏军费经常导致战败，战败后加剧财政困窘。战争同时导致海峡贸易受挫，工商业萧条，大量人员失业，城乡治安恶化。继续战争就得频繁征税，征税加重民间负担后又容易招致暴乱，暴乱一来要处决“英奸”和烧杀劫掠，造成更大的财产人员伤亡。每当此时，英国的政局就陷入死循环，直到发生内战改朝换代，大家才暂时忘掉了仇法。

仇外为何没有阻止前进的步伐

仇外情绪未能阻挡英国走上近代商贸大国之路，沿海各商港持续繁荣，伦敦最终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旅居英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抵制“外国货”运动从未获得成功。

西欧各国冲破排外束缚，走向近代化，最初并非靠“启蒙”，连贵族都普遍好战，那些喊打喊杀的文盲更加听不懂大道理，经贸、技术交流与列国竞争态势才是克制仇外的最大因素。

因为欧洲任何国家都无法生产全部所需，发明所有技术。英国需要法国加斯科涅的葡萄酒和马匹，佛兰德斯（今属比利时）的衣服，西班牙的铁砂矿，从威尼斯商人手中买香料，从汉萨同盟商人那里采购俄罗斯皮货；与此同时，英国的“软黄金”——羊毛需要出口到欧陆各国，为王国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

文明的发展依赖于与外部交流，商贸是最佳的手段，它创造财富，促使城市兴起，解决就业问题。英国早期并不是先进国家，佛兰德斯和德意志的熟练织工、枪炮技师旅居英国，促进本土技术进步，为后来呢料、制衣、武器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产品因技术升级后质量得以提升，在国外才更有竞争优势。

国王和贵族的生活完全离不开外国进口的奢侈品，进出口繁荣可给宫廷带来关税收益，这是中世纪后期不需经议会批准的国王最大笔常态收入，而且关税不同于人头税、动产税，不会引发大众的抗税骚乱。另外，国王在战争期间需要与意大利银行家打交道，从他们那里贷款，一解军费短缺的燃眉之急，有时候借钱的交换条件是给予对方来英国经商的权利。

列国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封闭体系会带来财政萎缩、技术滞后，很可能走向灭亡，国王与贵族自然懂得这个常识。欧洲很多王公贵族在自己封地容纳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善良，而是犹太人可以带来税收，并经常借钱给王公应急。

英国内战中，各派都竞相寻求外国盟友，只要能得到强大外援，皆能在内战中取得优势。所以，国王和贵族并不排外，除非有特殊政治需要。正常情况下，他们会派兵严厉镇压仇外骚动，并毫不留情斩下为首者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