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这是“愤青”们愤而反叛的年代，是一批批年轻人反对美国正统价值标准的年代；他们中有“新左派”、“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易皮士”、“花童”和“气象员”；一场风靡一时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席卷美国，并波及其他国家，其渊源之复杂、良莠之不齐、影响之深远，为美国历史上所罕见。

重返60年代

如果能返回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在美国社会能看见什么样的情景呢？

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我们会看见蓄长发、留长须、穿花衣的小伙子，看见穿牛仔裤、蹬皮靴、系宽皮带的女孩子。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的男女青年群居点，有人在大声朗诵《嚎叫》这首诗，有人在读《在路上》这部小说，也有人在吸大麻、看色情片。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园，我们会看见学生们在集会、辩论，呼吁民主平等，反对越南战争，甚至有学生抢占教学楼，强行罢课。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反战示威中，有4名学生被国民警卫队枪杀。

我们会遇见来自英国利物浦的4个年轻人，一个名叫“甲壳虫”的乐队，美国人为他们的演唱倾倒，由畅销唱片《我想握住你的手》造成的“披头士热”蔓延全国。

在纽约州小镇伍德斯托克，有连续4天的摇滚音乐节，40万人蜂拥而至，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不修边幅，穿奇装异服，甚至赤身裸体。他们听演讲，赏乐、跳舞、说俏皮话、吸大麻，以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欢度这些日子。由于人太多，交通、厕所、食品供应都出现问题，但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怨言。

我们更会在许多城市遇见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队伍。人们高喊反战口号，大唱反战歌曲，反对美国政府对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圣诞轰炸”，谴责美军在美莱村屠杀越南百姓。即使在伍德斯托克，主宰那个看似混乱、颓废场面的，还是强烈的反战情绪，还是那些悲愤的歌声：“花儿都到哪儿去了？都给姑娘们摘走了。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都到墓地去了。墓地都到哪儿去了？都给花儿掩盖了。”

这个动荡的年代给历史留下了不少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名词。

“愤青”，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的年轻人。此词源自英国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作品《愤怒回首》，剧中有一批青年反叛盛行于英国政界、商界的“老头儿哲学”，被称为“愤怒的青年”。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曾宣称自己也代表美国的“愤青”。

“新左派”，建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成员主要是大学生。他们反对军工联合体，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强烈主张“分享民主制”，呼吁关心、改善黑人和穷人的生活状况。

“垮掉的一代”,既指50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又指60年代不满现实、反叛传统、追求自由、我行我素的一代青年。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和威廉·巴勒斯是这个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也是这一代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嬉皮士”，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首先出现在旧金山，后遍及全国和欧洲。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反对越战，提倡和平、非暴力，厌弃传统的生活方式，追求散漫生活，实行群居，搞自由性爱，喜用引起幻觉的麻醉剂。不少人对东方的宗教哲学感兴趣，研究瑜伽、禅宗和易经。

“易皮士”，政治上活跃的嬉皮士，青年国际党成员。该党是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曾将一头猪作为“总统候选人”赶入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混乱局面。

“花童”，也即嬉皮士、反战主义者，喜爱以花做饰物及和平的象征，大多为中产阶级家庭子女，追求简单朴素、自由放任的生活。他们最爱的歌是《记住把花戴在你的头发上》，有一年夏天，有10万人从世界各地前往旧金山听一名流行歌手唱这首歌，欢庆“爱之夏”。

“气象员”，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中分裂出来的激进派别，其名取自民歌手鲍勃·迪伦的歌词“你不用气象员告诉风往哪儿刮”。后来该组织有成员犯爆炸、抢劫等罪而辱没名声。

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60年代美国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The counterculture of the 1960s）波澜壮阔，而又云谲波诡。回顾其历史，人们自然要问：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有哪些促成的因素？

政治因素显然是最主要的。二战后两大政治阵营之间长期的“冷战”，美国卷入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美国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导弹击落、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导弹危机和猪湾事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游击战专家格瓦拉被杀害，等等，一个个政治事件像一颗颗炸弹震动社会，一条条惊人消息像一个个闪电震撼人心，使许多人精神长期处于惊骇、悲愤、抑郁状态。血气方刚的“愤青”无法忍受这种压抑局面，终于抖擞出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

美国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们也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人物，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他们紧张思考，撰文著书，发表讲演，朗诵诗作，以他们反正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年青一代。如政治学家赫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e）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对人的本能具有压抑作用的异化社会，所以要用现代革命来全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他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有集权主义的层面，对人的本性实行“压制”；对这种“压制”不能宽容，不能支持，因为宽容和支持意味着永远听不见被边缘化的声音，听不见普通公民的心声。他的这些看法为反文化主流运动打下一定思想基础，他被誉为“新左派之父”。

又如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赖特·米尔斯，他是个不屈于政治思潮和社会压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呼吁停止冷战，反对军工联合体操纵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防开支，提出促进社会福利立法的改革纲领，他的很多思想都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写入著名的《休伦港宣言》，他被视为“新左派英雄”。

反主流文化运动在当时不是一场孤立的运动，而是全国性群众运动浪潮中的一股激浪，是与其他群众运动相呼应的一股大浪。全国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运动、“向贫穷开战”，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都曾激励着年轻一代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敞开久被压抑的心胸，在这个需要改变的社会上张开自己的双臂，发出自己的声音。青年们大多仇视种族主义，支持民权运动，崇尚黑人文化，黑人布鲁斯音乐与白人乡村音乐相交融的摇滚乐成了他们最喜爱的音乐。

也有一些别的因素使这场运动不同于过去的群众运动。二战之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孩子到60年代都已进入青年期，他们人数多，家庭比较富裕，年轻而不保守，易生反叛心理，喜欢参加社会活动，重新思考“美国梦”的含义，探讨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当时作为媒体的电视已经普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场面，越南战场上血战的镜头，每天都及时传送到各家起居室，对年轻观众的思想无疑会产生很大影响。当时不少年轻人服用LSD一类的致幻剂，这也影响他们的心理状态，使他们产生重新评估一切的欲念，而许多社会问题、政治事件的交汇，更是一种催化剂，使他们按捺不住愤激的心情，终于走向社会呼吁“改变”。

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对60年代这场反文化主流运动，由于其并非黑白分明的复杂性，美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的更多地肯定其积极面，赞美有加；有的则更多地强调其消极面，甚至流露仇视态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谴责。

社会人类学家简特莉·安德斯认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目的主要就是“自由”：“发挥一个人的潜能的自由，创造一个人的‘自我’的自由，个人表达的自由，摆脱硬性规定的自由，摆脱严格确定的角色和阶级地位的自由。”另外，安德斯认为，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中，也有人希望改变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能倡导美学和美感，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爱、对音乐的爱”；提倡自由，鼓励学生“渴望表达”、“具备鲜明的独立精神”。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莱克所著《美国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1970)一书充分肯定反主流文化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不同于过去的革命的革命，并不要求以暴力取得成功，也不会被暴力成功击退。它是新一代的革命，这新一代人的逻辑和必然性，他们所激烈反对的东西，应被视为反对所有发生在美国的错误事情，应将之理解为对美国梦的怀疑和失落感。

莱克在书中首次提出“公司国家”（the Corporate State）这一概念，认为当时美国已经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顾人的价值观。他写道，公司国家“统治、压榨、最终既摧毁自然，又摧毁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在于反对公司国家所谓的“理性动机”，这台国家机器以“理性动机”为理由来制造贫穷，制造非人性化，甚至使战争也被视为是符合逻辑而必需的。事实上，美国人已失去了对其社会机器的控制，只有新的价值观、新的文化才能恢复对社会的控制，只有通过新一代的眼睛看当代美国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精神和激情。

《美国的“绿化”》问世25年后再版发行，莱克在新序中写道：“如果在1970年对有关社会转变的必要性尚有怀疑，那么今天看来这个必要性清楚而急迫。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确信，如今威胁着要把我们卷入的冲突和灾难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对我们精力和资源的悲剧性糟蹋。我们可以创造一种不是与人战斗、不是与大自然战斗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我们可以通过民主手段从此处走向彼处。”

匹兹堡大学英语教授迈克尔·赫尔范持不同态度，他说：“60年代期间，发生了被大肆宣扬（也许是过分宣扬）的政治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使一个早已变化多端的美国社会（在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特征等方面）产生极化和分裂。”

有的学者指出，嬉皮士的颓废生活方式——吸毒、服致幻剂、群居、“自由性爱”，以此为反叛行为和抗议手段，显然会产生不良影响。60年代吸毒者剧增，以致使原来的严惩法只能放宽执行，所以1970年国会又颁布《全面防止和控制嗜用毒品》的新法。至于“性革命”、“性自由”，只要看一看80年代初色情影院还林立于纽约曼哈顿闹市区，艾滋病这场“20世纪瘟疫”迅速蔓延，就可认识其危害性。

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莫里斯·迪克斯坦既将60年代视为一个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时期，又不试图掩饰其失败之处。他在《伊甸园之门》一书中写道：

“60年代既推动了革命又推动了改革，并试图把追求社会正义和寻求个人真谛结合起来。……虽然我不属于60年代的一代人，但他们依然使我着迷。我想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尽管大吵大闹了一场，却并未畅所欲言。这一代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集体出了名，但个人都未单独成名。一些人失去理智，或毁掉性命，另一部分散落在充满激情主义的愤怒小团体或残余的群居团体中，但大部分人则消失在遍及全社会的家庭和各行各业。”

迪克斯坦在书的结尾写道：“乌托邦的思想虽然可能落空，却令人永远难忘。曾在许多装饰下召唤过整整一代人的伊甸园之门，仍然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那就是乐园，只能对它招手致意，但既有进入乐园的愿望，又已从远处向它致敬，那或许就在同时代人中获得了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