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近来成为舆论焦点，从“车爷”“房叔”“表哥”，到重庆雷政富、黑龙江孙德江、山东单增德等，网络反腐的热点事件不断，这表明来自民众和媒体的监督，确是反腐的利器。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共高层也就反腐问题频频表态，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了反腐“提速”，广东40天5高官落马。境内外媒体多认为，新一届中共领导高层对反腐措辞严厉，似乎吹响了反腐的集结号。

很显然，新一届中共高层上任之初，如果能切实而持久地掀起一场反腐风暴，确实是不错的突破口，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民意对新一届领导层的认同。虽说每一届新政府都会有对反腐的宣示，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表现似乎更坚决，很多做法也让人耳目一新。新任中共高层正在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腐败官员发出宣战的信号，虽然这种大步流星的步伐能走多远仍需观望，但这些亮点和变化显然值得肯定。

网络反腐，可视为民众监督对制度反腐的补充和完善，它表明公民社会正在快速地成长与崛起。比起每年查处的贪腐官员总数，真正通过网络反腐落马的官员，数量其实很少，但由于这种集合了民众权利意识的反腐方式，影响面大，参与者多，往往更具典型性，会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网络反腐能够强劲发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原有设定反腐渠道的不畅，因为缺乏安全而有效率的法律渠道和程序，举报者不得不采取这种难度较大的方式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反腐部门及时跟进和处理。网络反腐要成为热点，总是与各种花边丑闻分不开，料越猛，越易引发关注，这其实属于一种反腐的倒逼机制。如果有更通畅、有效、又有保障的监督与举报渠道，相信很多举报人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用权力推动反腐，过去屡见不鲜。如何在权力之外，构建一套制衡与监督体系，来规范权力的运作，让各种形式的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才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真正要义。虽说30多年来，中共也出台了很多反腐的制度与规章，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反腐制度系统的建立，仍然严重滞后于各种花样翻新的腐败现象。有些制度虽然颁布了，却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处罚措施，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被视为是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利器，在很多国家都成了防止腐败的制度保障。1995年中共就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10年又把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变化、子女移居国外等情况列入报告范围。但实际上，却无相应的核查、公开与监督机制，更没有对瞒报或少报者的惩处细则、程序规定。

好制度出台，却无法落实，等于没有制度。究其根源，还是政府与执政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过于集中，使一些领导干部处于监督真空。所以，制度反腐的另一个核心，就是要科学地配置权力，对权力要真正地实现制衡。人大监督乏力，权力的上下级之间缺少双向监督，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的民众和媒体，也受制于当地的权力体系，这些都让腐败官员更加胆大妄为。其实，无论欧美、还是香港的反腐经验都表明，最有力也最有效的监督，是来自民众和媒体的监督。香港因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成为廉政建设成功的关键。如何编织一张严密的制度之网，欧美与香港都有大量经验可以借鉴。

制度反腐的核心，是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的贯彻。法治对权力的约束，既可避免人治的随意与片面，更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换而无法衔接。制度反腐从某个角度看，与依法治国的精神是一致的，它既要求司法有名副其实的独立性，也要求政府权力的责任性和有限性，这样才能与当下市场经济的本质相互适应。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程度降至最低，将政府的职能限制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修补市场缺陷等领域，才可能真正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减少权钱交易的发生。

制度反腐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在全社会得到执行与落实，却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反腐也极难剥离为一个简单的执政目标，单靠设立反腐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从深度看，它其实是建构一个责任、阳光和服务型的政府，构建法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其他制度的配合，单一反腐制度极难在现实中得到有效贯彻。

如何使制度反腐成为现实，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历史使命。虽然艰难，却必须完成，否则改革30多年来的经济成果，极可能在未来成为泡影。当代中国已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只有让制度反腐成为现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才可能获得更多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