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古希腊特尔菲神庙的前半句箴言，就像天上的月亮在拉动着海洋奔流不息一样，不知让多少代哲人们皓首穷经地去追问人类自身——我们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人类六万年》一书，为我们展开了人类史的三幅画卷：人是怎样成其为人的；人类是怎样从非洲走了几万年才布满了全世界，又是怎样由同一个“先祖”分化成为了全世界不同的族群；随着这个漫长的大迁移的结束，人类又是怎样迷失、病变在了农业文明的饕餮中。

人类是一个物种吗？

作者开宗明义在第一章中探讨的就是“人类是一个物种吗”？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们多把人看成是一种动物。柏拉图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直立的动物；亚里斯多德则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是集群动物；阿奎那说：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也有人说人是动物中的灵长，是万物的尺度。但怎么说，人都被看成是动物。

在西方学者中有两个很伟大的人物，一个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他认为人是由原子构成的，这是十分伟大的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另一位便是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说道：我扪心自问“你是谁”，我自己答道“我是人”。但他毕竟是神学家，所以他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神的子民，这也是中世纪神学时代的认识误区。所以，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的由来》一发表，愤怒的牧师威尔伯福斯便登上了牛津大学的讲堂，开始为悍卫基督教而战斗。

达尔文、赫胥黎、胡克等人的进化论全面颠覆了基督教的人类史观。达尔文经过考察后推断：“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非洲曾经生活着一些已经灭绝的类人猿，它们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很接近。这两种猩猩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所以，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我们早期的祖先生活在非洲大陆的某一个地方。”

150年后，随着古人类考古化石的发现与DNA的测定，完全证实了达尔文的假说：人类是由猿人进化而来的，人类只有一个祖先：“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而且他们都生存在非洲。作者将我们从人类的起源处领入了基因的天地。

那么，什么是“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呢？作者首先向我们介绍了20世纪中叶世界人类学最高权威之一的库恩，他把人类细分为五大亚种：棕种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开普敦人。库恩虽然论述了各亚种之间的不同体征、肤色，并认为是基因混合导致人们的肤色不同，但他无法解释人类的“多样性”——为什么一个人一个样？直到20世纪末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分子生物学向古人类学的介入渗透，关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才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每一个人约有100万亿～120万亿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都携带着来自祖先的信息。它们就在我们的DNA里。在这种代代相传的遗传物质中，不仅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还记录着整个人类这一物种的历史。在生物遗传技术的支持下，这部历史终于穿过层层迷雾，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向我们介绍：随着20世纪一整套揭示基因秘密技术的发展形成以及分子生物学的渗透，终于在1987年由美国遗传学女博士卡恩通过对线粒体DNA的分析研究，不仅进一步肯定了人类都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繁衍而来，而且确定起源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在非洲，时间大约在20万年以内。

作者在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科学家们探索人类起源、人类对自身的认知的探索成果后，总结了引起人类进化的三个力量：其一，基因的突变（mutation）；其二，选择，尤其是自然选择；其三，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正是这三种力量的综合，才“导致了今天的遗传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阵列——这就是难以计数的多样性和多态性”。

人类基因的改变

在完成了上述的铺垫后，作者开始引领我们去参观人类走出非洲6万年来的悲壮历程。6万年前，一小群人，据估计最多不过几百人走出了非洲。他们的第一站是遥远的澳大利亚，第二站是寒冷的西伯利亚……

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人类是个勇敢的物种，他们在与海洋的抗争中存活了下来，在与猛犸的搏斗中存活了下来，在与严寒的拉锯中存活了下来……而且，语言出现了。人类基因的十几万年的奥德赛之旅，既有英雄的史诗，也有艰难的跋涉，现代人类从七八万年前的仅仅几千人的小小物种，成为现在这个星球的统治物种，成为唯一的孤独的人类。15万～20万年前，人类起源于非洲；6万年前，人类开始一批一批走出非洲；4万年里，人类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人类，都是亲戚。”这是作者在介绍完所有的人类走出非洲6万年旅程后为我们做的朴实而深刻的总结。

在这个6万年前开始的大迁移历史进程中，人类从原始的采集、渔猎、游牧的时代，一步步走来，1万年前，步入了农业文明时代。

关于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显然是作者所要描述的一个着力点，而且似乎也当称是此书最有现实价值之笔。作者用基因学与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各种骇人的数据、生命现象的证据链，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人类生存质量与环境的关系，并生动而贴切地把农业文明的历史进步比喻为一把“双刃镰刀”，因为人类一方面收获着这种进步的利益，同时也在伤害着生命的健康。

农业首先是带来人口激增，使疾病得以流行，如天花、伤寒等只有在数万人聚集的条件下才得以流行，而这些流行病足以在那个时代致人死亡，而大瘟疫的流行则足以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农业时代的人口平均寿命曾一度低于狩猎采集时代。最典型的例子是吴哥窟。在15世纪前，吴哥窟曾是一个拥有75万人口的世界最大城市，但却因为人口过于集中、水源不足、疟疾流行而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最可怕的是人类走出非洲后，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以驯化的动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转变，竟然导致了人类基因的改变。比如人只有在童年时拥有消化乳糖的能力，而成人则不具备消化乳糖的能力。但在1万年前，中东人驯化了山羊和奶牛，乳品成为了一种食品来源，并把这种习惯带到了欧洲，而长期饮用乳品则造成了人类基因的突变，使成人也具备了对乳糖的消化能力。科学统计表明，人类在狩猎时代主要伤亡于外伤，农业时代人类主要伤亡于传染病，而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与驯化的畜禽有关。科学家统计的人类疾病中，有26种病来自鸡，42种来自猪，而人与牛分享的天花则杀死了无数的人类。现当代人类的死亡则多由于与基因有关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病，疾病之多以至于有权威人士声称：现代人很少有老死的，多是病死的。这就是说，人们在一边享受着现代文明，一边在慢性自杀。

作者指出：随着转入农业的进化压力，基因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对农作物的驯化培育，使得它们染色体的数量增加的幅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这种人为的高倍复制，导致基因的不断重组，可怕的是，“所有癌症也都是不断重复自己的DNA造成的”。成为人类主要食物来源的玉米、小麦和水稻在人工的不断选择复制下，正面临着这种病变状态。这种极高的突变率的后果是极易导致病毒的嵌入，或者导致它们自身的绝种。中东的早期农民们拥有150类500多种食物的种子，而今只剩下了8种。

作者在讲述了农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进步与负面效应并存后指出：农业使我们病了，农业使我们疯了。他引用马尔萨斯的话说：“农业文化的本质是无止境地索取地球，繁育人口，形成恶性循环直至地球资源枯竭。”而更为可怕的则是环境的恶化，将迫使人类“撤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退，海水长涨，图瓦卢、马尔代夫这些地方将不复存在……

是否更应该改良我们自己？

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类旅程中的巨大包袱。带来越来越多的非传染性慢性病。作者提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问了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取得如此巨大的物质进步的同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压力巨大？甚至觉得物质满足并未带来应有的幸福感觉？为什么我们不得不随着继续的快速发展而继续“进化”自己的身体各个部分？这是最新的DNA研究向全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

遗传学和DNA，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过度的需求带来过度的后果这一严重问题。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关于人类自身的深刻反思：“我们曾经不断改良植物和动物的品种和产量——但是，我们是否更应该改良我们自己？”

如果说刀耕火种的农业是落后的，而现代进步、开化的农业则“始终是野蛮的”。是的，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采集时代，“但是否应该首先勇敢地再次审判自己：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是作者的呼吁，然而不也是时代的呼吁吗？特尔神庙的后半句箴言：“勿过度”是否更当成为对人类永恒的忠告呢？

21世纪是生物世纪，但是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医药世纪。2011年，世界的新药品中74%已经是生物药品。生物药品迅速超过了化学药品，不仅有治疗身体疾病的药品，还有治疗精神疾病的药品。

作者张振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癌症药物研究公司的顾问，在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思考一刻也不曾停止过，他借此书也发出了自己将近20年的深思：“难道我们6万年前走出非洲，就是为了今天吃药？”

在此，让我们摘录一句书中原文作为本文的结尾，希望这句话能对我们每一个人深思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我们的进步和错误，都发生在1万年之内。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远亲，也只有一个地球家园。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历史，走出非洲6万年以后的全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