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所谓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但是商民运动却鲜为人知。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先生的《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便是大陆第一本系统讨论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运动的专著。

其实在朱英的这本书之前，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冯筱才曾发表了《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这也是商民运动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冯著集中考察了北伐前后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商民运动的展开，以及其后商会存废的争执，而朱英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综合前人研究，更集中地从国民党的角度考察国民党在商民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采取个案研究，以广东、湖南、湖北、上海等地考察商民运动的兴起与衰落；同时朱英更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商民协会与商会以及店员工会几个组织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而对商民运动进行了既有整体、又有局部的分析与把握。至少从这本书开始，人们需要重新打量这一关系中国近代史上大变局的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作出另一番考量。

由商团事件肇始的商民运动

发端于1924年的商民运动，起源于当年广州的商团事件。对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敖光旭曾经对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考察。他指出，广州商团事件发生于1924年8月10日，当时广东商团从挪威购买了价值不菲的军械，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已经将一切报关手续办好，船广州后，广州政府却以各种理由将其扣留；为争还扣械，广东全省138埠商人决定举行全省大罢市；孙中山决定武力解决罢市风潮，警告商人如不开市，将命令军队炮轰、火烧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关。

孙中山的这一强硬态度，显然与其“联俄容共”之后日渐滋长的信心有关，据敖光旭介绍，由于当时西关南面是英国政府的租界，孙中山的警告遭到了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的抗议，翟比南回应孙中山称如果孙向城市开火，英国海军立即予以全力反击。孙中山大为恼怒，专门致函英相麦克唐纳，同时发表对外宣言，指责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后来英国外交部认为翟比南如此鲁莽之举，将给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一个进行猛烈反英宣传的良机”。果不其然，“扣械案”一发生，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协助中国革命”的鲍罗廷就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共产国际认为此事件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

朱英在书中援引曾经亲历过商团事件的陈克华后来所写的《由联俄容共到西安事变》一书指出，按照陈克华的说法，当时事件的主要罪责显然不在商团一方，而是源于广州政府未经商量就将商团合法订购的军械扣留，挪用作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教导团使用，而后又误信谗言，认为陈廉伯扩大商团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进而对商团进行缴械，终于使矛盾扩大化。然而具体事实，显然比陈克华所言要复杂得多。

冯筱才在敖光旭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虽然“扣械案”是商团事件的主因，但是孙中山政府以及各系部队与商团之间的敌对状态，早在1923年便已初现端倪，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加剧了商人对于孙中山政府的怀疑，孙中山在广州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对广州的商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商团决定抵制孙中山政府。而“扣械案”的发生，加剧了这一冲突。当时国共两党和国产国际对此均有表态，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认为不能向商团妥协，而鲍罗廷则向孙中山妥协，由孙中山助手胡汉民代表与商团达成协议，发还部分枪械，并且改组了广州市政府，这个政府在中共领袖眼中是“国民党中派和叛变的商人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随着苏俄军械的运抵，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民党人有着控制局势的资源，各系军队将领也对商团的态度趋于一致，于是孙中山下令解散商团，各军联合军队在不到24小时内将商团全部镇压，是为历史上有名的广州商团事变。

而商团事件的爆发，还不足以改写历史，敖光旭同时指出，商团事件后不久，江浙战争爆发，旋即引发直奉大战，同日国民党和鲍罗廷发表宣言，立即实行北伐，莫斯科显然敏锐地意识到这两大事件对远东革命的巨大潜在意义：“孙中山一旦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首先是华南，其次是华中和华北的民族革命运动必将深入发展……如果孙中山能战胜日益猖獗的反动势力，这将会产生全国性的、而且在不小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巨大后果。”中国革命，由此开始转了一个弯。

商民运动之于中国近代史的

深远意义

朱英则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历史事件之于中国近代史的深远意义，他认为，正是因为商团事件的爆发，导致国民党开始重视商人在中国政治中的巨大作用。朱英同时指出，在北伐前后的诸多工人运动中，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乃至于妇女运动相比，商民运动的声势和影响都比较小，而国民党对于商民运动的重视之所以滞后，是因为国民党自身对于商人存在偏见，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地位和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而国民党方面对此的解释却也合理，国民党认为自身直到1924年改组之后党的基础才从留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转移到民众上来，因此在民众运动的推动上显然慢了半拍，尤其是商民运动。中央商民部虽然早已成立，但是具体工作迟迟未能展开。而饶有趣味的是，当时的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为重视资产阶级也就是商人阶层的作用，陈独秀便曾多次表态，认为商人阶层力量较为集中，而且实力雄厚，国民革命中如果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而国共合作之后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多次在国民党的重要会议上阐明应对商人是否具有革命性作出正确的评估，不应该忽视商民运动。

随着北伐的到来，国民党对于商民运动越来越关注。国民党在二大上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展开商民运动。朱英指出，当时国民党对于不同的商人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其中买办商人、洋货商人、中外合办银行商人与帝国主义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属于不革命的商人；中国银行商人、土货商人、机器工业商人等属于可革命者。国民党决定废除旧式的商会，用整顿后的商民协会代替商会，并且给商会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同时国民党也决定利用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麻烦的商团，使之为我所用，还要组织全国性的商民协会，颁布《商民协会章程》。

当然对于商民运动这一过程，朱英分别以广东、湖南、湖北、上海为例，解释商民运动的起步、扩展、发展和余波。朱英尤其强调，起源于广州的商民运动，由于北伐的推进，逐渐影响到其他地域，许多地区的国民党省市党部也先后成立了商民部，而湖南由于临近广州，受到广州商民运动的影响也更快更直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湖南地区共产党员活动频繁，商民运动后来的发展因为国共两党之争而变得微妙，尤其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受限，共产党转而从国民党基层党部和民众团体等方面着手，因此在许多社会运动中，共产党人尤其活跃，而湖南的商民运动，便带有这种鲜明的特点。

而朱英在此书中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依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奇生的研究看出国民党在商民运动之中发动基层民众的乏力。众所周知的是，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民党之所以溃败，源于国民党的“弱势独裁”，不像革命成功的中共拥有高度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思想资源，即便是遭遇党内斗争，也能迅速通过一系列运作加以调整，平息内乱，而蒋介石的重军轻党，更是导致其溃败的重要原因，而中共正是因为党军合一，党领导军队，才得以成就战斗力和凝聚力极强的作战团体，而国民党当时既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其控制也只能及于政治表面，未能深入到社会内部。从这一点来看，在1920年代的湖南，国民党不仅在发动农民运动当中完全败给了共产党，就连从广东肇始的商民运动，都无法和共产党相抗衡。而在商民协会与传统的商会发生冲突时，国民党也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平息矛盾，与1949年之后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团体的掌控，显然是天壤之别。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商民运动的展开，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近代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源。就以上海的商民运动为例，上海的商民协会便为督促关税自主交涉、解决各项外交悬案等事宜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与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只强调中共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朱英尤其在绪论中强调，从辛亥革命开始，商人就一直在政治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会从晚清开始就是工商业者最重要的新式社团组织，1920年代兴起的商民协会和商会虽然存在种种斗争，但是两者的存在，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朱英此书中也着重对以往笼统被称为资产阶级团体的商会和商民协会作出了清晰的区分，同时更为关注这两者在中国革命史上共存时之间发生的种种纠葛。1920年代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但两者之间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争斗，这一时期商民协会标榜自我乃是革命的代言，指控商会均为“反革命”团体，并进而提出废除商会，朱英指出，这种指控实际上并无多少史实依据，而是通过泛用“反革命”这一严厉的政治指控欲置对手于死地，从而使之演变成为国民党以及商民协会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用的一种策略与手段，故而时人感慨：“大凡要陷害他人，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了“文革”乃至今天，何尝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