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聂伯河畔的重工业巨头兴衰
2022/10/05 | 作者 柳展雄 | 编辑 陈祥 | 收藏本文
摘要:19世纪末的工业化春风,从英国吹到了东欧。数百年来,沙俄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到来,他们才获得解放。废除农奴制和工业化进程互为补充,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好由城市接收。
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如火如荼,最终从小打小闹演变成全面开战。
一百年来,乌克兰东部雄踞帝俄/苏联的工业中心。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最亲俄的州,曾经是苏联最繁荣的地方,亚努科维奇等乌克兰亲俄派政客的基本盘也在此。如果不了解这个制造业地带的经济状况,就无法理解当今乌克兰的政局。
工业巨头的起源
乌东工业区的兴盛,来自于一场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
19世纪末的工业化春风,从英国吹到了东欧。数百年来,沙俄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到来,他们才获得解放。废除农奴制和工业化进程互为补充,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好由城市接收。
100多万农民离开贫困的俄罗斯内陆,来到乌克兰第聂伯河两岸新兴的矿业、煤炭业城镇。迁徙队伍里,有未来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先人。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希是农民,他听说遥远的乌克兰正在搞大基建,热火朝天,于是不再务农,带着全家背井离乡,南迁到黑海附近的工业新区尤佐夫卡。
尤佐夫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国商人、工程师约翰·詹姆斯·休斯。1868年,沙俄政府痛感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加强海陆通道的防御,引入西方资金和技术人员在黑海沿岸开办工厂。
乌克兰当地人以英国人休斯的姓氏来命名新区,在乌克兰语中,休斯发音是尤佐,夫卡和格勒一样是个后缀词。后来苏联成立,尤佐夫卡改为斯大林诺,1961年又改为顿涅茨克,也就是现在俄乌战争前沿的顿涅茨克州。
在尼基塔的农村老家,村里没有一丝活力,破败得像活在中世纪。而尤佐夫卡新家附近,有一家医院、两所小学,加上33个出售伏特加的店铺。
南迁的旅途上,千千万万的俄罗斯移民走在路上,奔赴火热的工业区。勃列日涅夫一家,也是迁居到乌克兰的俄裔外来务工人员。
成千上万的俄裔,进入大城市和东部矿业工业区。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俄族占基辅居民总数的比例超过50%,在钢铁业中心哈尔科夫超过60%。十月革命后,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就是哈尔科夫。
因此,乌克兰城乡形成了特殊的族群格局:俄族充当一线工厂的劳工;银行家、企业经理层以犹太人居多;乌克兰本地人在广大农村种地。列宁夺取政权后,按照他顶层设计的社会金字塔,无产阶级先锋队位于塔尖。乌克兰俄裔劳工逆袭翻身,从资本主义企业老板的雇员,摇身一变成为国企的主人,然后逐渐演化成权力中枢最大的两个山头之一:第聂伯帮(另一大山头为列宁格勒帮)。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第聂伯帮的大多数干部,早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期间,既要跟大俄罗斯主义的邓尼金白卫军作战,又和乌克兰民族主义派系厮杀,为苏俄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列宁胜利后,这些干部又掌管旧沙俄留下的工业资源,据此在克里姆林宫有了一席之地。
在计划经济制度下,苏联各区域有明确的劳动分工。俄罗斯本土提供石油等工业原材料;哈萨克生产棉花等农作物;波罗的海从事轻工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则生产钢铁和汽车,以重工业为支柱。
根据第1个五年计划,乌东地区是重点建设对象。一系列工程如同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其中规模最大、最壮观的项目当数第聂伯河水电站,修建历时5年,先期5个发电机组建成投产。
第聂伯河水电站,参考了加拿大阿达姆伯克水电站和拉加贝尔水电站的建设经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援建电机,德国西门子提供输变电装置,专家小组由美国水电工程师指导。可以说,苏联经济腾飞的第一桶金,离不开外国技术人才的帮助。
一些在本国郁郁不得志的西方企业家,跑到苏联,寻找机会。美国科赫家族集团的创始人弗雷德·科赫,是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专家,他发明出一种使汽油生产更高效的方法。然而正因此,科赫遭到美孚等石油巨头的打压,后来他怒而投奔斯大林,帮助建了15个技术水平领先世界的炼油厂。
有意思的是,科赫的继承人后来成了冷战的铁杆鹰派。他的两个儿子戴维(David Koch)和查尔斯(Charles Koch),援助美国右翼人士,对苏立场强硬。
向左走,向右走
苏联辛辛苦苦建立起第聂伯河水电站,后来却亲手炸掉它。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苏军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炸毁了第聂伯河水电站,不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苏德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撕裂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感。一些右翼分子试图乱中取胜,趁机脱离克里姆林宫的手掌,建立独立国家实体。其中代表人物,首推斯捷潘·班德拉。
1938 年 12 月 15 日,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市全景,刚刚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基辅的重工业规模庞大。
他生活在加利西亚,当时属于波兰控制的地区。波兰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禁止乌克兰语教学。 1933年,班德拉当上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策划刺杀了波兰同化政策的推行者——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后来,他被波兰警方逮捕,坐了几年牢。 二战爆发后,班德拉察觉到机会降临,逃狱起事,组建地下武装。在1944年之前(也就是红军反攻,战线推进到乌克兰之前),他作战的头号敌人是波兰。
混乱的战局中, 乌克兰还存在其他地下武装组织,一些指挥官接受德国人的专业训练,作为德军的辅助警察部队。而斯捷潘·班德拉本人则是反德派,起初他试图投靠希特勒,借力打力,但柏林高层对乌克兰的代理人另有人选,还把他扔进大牢。
战争的大部分时间,班德拉就住在德国人的牢里,从未回到乌克兰,对老家各类右翼武装组织也没实质控制力,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民族领袖。二战后期,苏联军队向西推进的时候,分不清乌克兰民族主义各派系的具体区别,于是把他们统统打成了“班德拉分子”。
乌克兰反俄游击队的战斗,持续到二战之后。1945年德国投降、欧洲停火之后,东欧地区还没和平安宁。苏联军队和乌克兰游击队互相绞杀,血流成河。到1953年为止,莫斯科下达死刑、枪毙的乌克兰反抗者有15.3万人,流放或坐牢的反抗者有13.4万人。
但同时也有大量的乌克兰人站在斯大林阵营,向红旗效忠。战争爆发之初,350万乌克兰青壮年应征加入苏联军队,很多人的家乡遭到纳粹狂热分子的摧毁,他们对德国恨之入骨。士兵们在缺少正规训练和弹药的情况下,就奔赴前线,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向德军冲锋。
到二战后期,克里姆林宫总共动员了超过700万乌克兰人。也就是说,每五个苏联士兵中就有一个是乌克兰人。在斯大林高层内部,第聂伯帮根深蒂固,这些人与苏联的生死存亡绑定在一块儿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干部,积极组织苏军的军事行动,并且展开战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生机。
国际上今天吵得沸沸扬扬的克里米亚主权归属问题,就在这时候产生。赫鲁晓夫当上苏联最高统治者后,把俄族人口占多数的克里米亚划分给了乌克兰。这个方案制定的背景是1950年代,二战的毁灭性灾难还没修复。
1953年,赫鲁晓夫视察克里米亚,一群穷苦的当地人团团围住了他的轿车,求他援助。于是苏联高层做出调整,克里米亚向国家上缴的粮食、烟草和葡萄只有二战前的五分之一。除了减免税负,苏联还改变行政规划,将克里米亚移交给基辅,要基辅财政输血,扶贫帮帮穷地方。所以,乌克兰一开始并没有从版图扩大中获得好处。
在那个年代,泛斯拉夫主义情绪浓厚,俄国也没觉得把克里米亚分出去有什么遗憾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1954年,赫鲁晓夫政府举办了极度盛大的庆典,隆重纪念乌俄合并三百周年,庆贺兄弟民族的友爱。1654年,乌克兰民族之父、盖特曼(哥萨克的首领称呼)赫麦尔尼茨基与沙皇签署协定,投诚效忠。此后,罗曼诺夫官方历史学家热情洋溢地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宣传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是同文同种的兄弟,自基辅罗斯灭亡后,乌克兰人饱受亚洲蒙古人、天主教波兰的蹂躏,最终回归到东正教同胞的祖国。
苏联接受了这种国族构建的叙事模式,只是把核心概念即宗教战争抽去,替换成阶级斗争。赫麦尔尼茨基率领民众反抗波兰贵族大地主的压迫,赢得了“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1950年代往后,俄乌一家亲是苏联主流的态度。
1958 年 8 月 12 日,以弗拉基米尔·列宁命名的水电站,现在叫第聂伯水电站。大坝在二战中被炸毁,战后重建,1950年恢复发电。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悼念大坝之死:“第聂伯罗斯特罗伊几乎是苏联人民崇拜的对象。它的破坏,表明了一种超越我们想象的抵抗意志。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有大型项目中最大、最壮观、最受欢迎的……第聂伯河大坝建成时是地球上最大的,所以它在苏联人民的想象和感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种团结纽带不仅是文化上的同文同种,还有着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赫鲁晓夫提拔任用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俄裔干部,在政治斗争中共患难同进退。 原本苏联高层最有权势的当数列宁格勒帮,包括意识形态的大总管日丹诺夫和国防实权人物库兹涅佐夫,后者还是斯大林的最有潜力的继承人。
此时的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排号仅第六位。在血腥的派系斗争中,列宁格勒帮出局,接下来是斯大林的亲信秘书马林科夫暂时获胜。赫鲁晓夫跟军队首领朱可夫结盟,扳倒马林科夫以及马林科夫的幕后支持者贝利亚。
几轮腥风血雨中,“第聂伯帮”形成了紧密团结、排斥外人的作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领袖,而接过他位置的勃列日涅夫,依然是“第聂伯帮”的成员。勃氏任人唯亲,只重用内部人。1970年代和1980年代里,“第聂伯帮”里有1人当上部长会议主席、1人当上国防部长、7人成为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至于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各部部长的数不胜数。“第聂伯帮”通过克里姆林宫来掌控苏联,乃至掌控从越南到古巴的全球阵营。
既动荡又痛苦的改革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入主政权中枢后,大力投资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带,以巩固基本盘。在第2个五年计划里,斯大林短暂地把资金技术转向到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当时处于二战前夕,纳粹德国的威胁日益严重,苏联把国防军工资源布置到远离前线的大后方。
二战惨胜,莫斯科获得了地缘政治的安全后,重新把乌东地区列入了五年计划的重点。“第聂伯帮”执掌国家后,乌克兰的工业体量持续壮大,诞生了几个军工巨头:占据苏东国家半壁蓝天的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打造过T-34、T-64、T-80等坦克的哈尔科夫设计局;研制了四代苏联战略弹道导弹主力型号的南方设计局;苏联海军的中心——黑海造船厂。
中国“辽宁”号航母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在黑海造船厂开造的。这家厂曾经是全欧洲最大的造船厂,冷战时期为苏联建造了9艘航空母舰。
到苏联晚期,“第聂伯帮”的重工业国企干部权势稳固,谁也不敢碰。这一集团用美国的政治概念来说,叫军工复合体。军事工业巨头占苏联国家预算开支的40%,占GDP的20%。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有改革派劝他削减军工集团的规模,减轻民生压力,他回答:“我不敢,如果我提这件事情,我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1981年,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史称西方-81演习。这次演习吓坏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欧洲观察家普遍认为苏联不可战胜。戈尔巴乔夫实行缓和外交,不仅是向国际释放和好信号,也是间接打击国内军工复合体的手段。高层停止军备竞赛,以这种侧面迂回的方式,缩小军费开支。
勃列日涅夫按照计划传位给“第聂伯帮”第三代安德罗波夫,然而安德罗波夫接班时年事已高,他自己患有肾病,只当了15个月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便因病去世。安德罗波夫的短命政权结束,“第聂伯帮”一时束手无策,这才让局外人有了机会。有趣的是,戈尔巴乔夫跟列宁格勒帮集团关系不一般。
锐意进取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与苏联的军工复合体周旋,然而改革的难度超乎想象。此时,乌东地区共有军工企业3594家,职工300万人,再加上产业链上下游的从业人员,体系非常庞大。戈尔巴乔夫团队里最热忱的改革者也不敢向此开刀,一旦有个闪失,上千万人饭碗丢了,没人敢承担这责任。
1990年代原本是乌克兰产业转型的最佳机会,然而当时朝野党同伐异,没有及时推进重工业国企的转型,错过了窗口期。简单概括来说,1990年代乌克兰的头号焦点在于府院之争:总统权力大,还是议会权力大。
苏联一夜之间没了后,民间各种力量反弹,谁也不服谁,各不相让。缺乏民主操作经验的政客们,互相给对方拆台,各方搏斗了6年,内阁更迭7次。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受不了烂摊子,只坐了三年总统位子。他下台的那一年,政府的决策方案在议会通过的比例不到1/3。
激进方案也好,渐进方案也罢,任何方案一旦执行,都该贯彻到底。然而在府院之争中,政策混乱,改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在乱局中,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官僚旧干部把握住机会,他们的领袖为铁腕强人库奇马。他接手“第聂伯帮”的遗产,取代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开国总统克拉夫丘克。
库奇马有着强悍的意志和雄厚的实力。他为了巩固权位用尽手段,重金收买,选举作弊,乃至暗杀政敌,在1996年终结了府院之争,国家从法律上确立了总统制。2004年,库奇马任期届满,把大位传给嫡系继承人亚努科维奇。
库奇马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实行了改革。1996年总统制确立之前,乌克兰只有12%的工业和10%的农业份额进行了市场化转型。库奇马大权独揽后,国企改革明显加快。“第聂伯帮”转型为新时代的寡头集团,盘踞垄断矿产资源,躺在油田上吃香喝辣。
“第聂伯帮”走到尽头
从苏联解体到2004年街头抗议,乌克兰政坛大致可以分为三支力量:亲俄的寡头、亲俄的自由派、亲俄的左派。这三派都来自亲俄的乌东地区。
自由派的头面人物季莫申科和尤先科,源出库奇马的派系。季莫申科出生、成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东部传统亲俄地区,她进入政坛也是依赖东部票仓。在跟普京的天然气谈判中,季莫申科让步不少,给莫斯科提供优惠价,因此普京一度考虑扶植她为俄国利益在基辅的代理人。尤先科也出生在乌东地区,以财经技术官僚起家,进入政坛后跻身库奇马的嫡系,1997年出任他的总理。
库奇马的死敌——议会最大反对党乌共也是亲俄派,只是爱的是俄罗斯之前的苏联。乌共领袖西蒙年科琢磨跟斯拉夫兄弟和好,重建苏联。2004年之前,乌克兰政坛党争没有“亲俄”与“反俄”之争,各派系的首领几乎都是乌东背景,在说俄语环境里长大的。从情感上看,抗德卫国战争等苏联往昔荣光印刻成乌东民众记忆的一部分。
在这个阶段,最大的几个党派还保留着俄乌兄弟民族友好情绪。乌克兰东部,超过一半的家庭有俄罗斯的姨夫舅妈表兄弟等亲戚。而乌克兰西部地区,过去支持斯捷潘·班德拉,受斯拉夫文化影响较小,家庭也很少有俄罗斯的亲属关系。乌克兰本来就是个拼盘国家,东西部地域差异极大,三十年来国家居然能维持住统一而没有崩盘,本身是个奇迹。
1996年府院之争结束到2004年街头抗议爆发前,乌克兰政局的主线是,东部“第聂伯帮”权贵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互相对立。乌共率领乌东地区的国企工人,向库奇马、亚努科维奇集团发起持久、猛烈的冲击。
乌克兰左派最强壮的巅峰期,霸有国会最多的议席。1994年,左翼阵营三党大联合,乌共96席、农民党19席、社会党25席。议会议长是社会党主席莫罗兹,议会多数委员会也是左派的。到1998年,红色浪潮更猛,乌共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其他两个盟友,控制议席已超过半数。从程序上来讲,乌共可以杯葛瘫痪政府。第二年,乌共领袖西蒙年科冲击总统宝座,拿下38%的选票,库奇马得到58%的支持率。
库奇马能够挺过来,原因有两点。首先,这个人是外交高手,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库奇马跟解体后的俄罗斯分家产处理妥当,当时分黑海舰队差点擦枪走火,他冷静斡旋,圆满解决。面向西方,“第聂伯帮”实行政冷经热,做生意归做生意,政治账另外算。面对南斯拉夫内战、北约东扩、车臣冲突,库奇马强调泛斯拉夫主义,跟美国保持距离,政权得到克里姆林宫撑腰。
第二点,恰逢天时机运,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波及全球股市。满脑子计划经济思想的乌共不懂现代金融,看到债券ARS、ABS等术语两眼一黑,而“第聂伯帮”拥有一批西化精英人才。总理尤先科临危受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好转后,库奇马加强补贴免费医疗和社保,收买人心。
天时地利的加持下,“第聂伯帮”集团抵住了红色浪潮的冲击,乌共势力大大衰退。 然而,也正是由于1998年的金融风暴,库奇马麾下的技术官僚团队清楚看到了国家的顽疾沉疴,尤先科等人与当局渐行渐远。
库奇马退位后,亲俄自由派脱离“第聂伯帮”,自立门户。这些人的市场化理念更偏向中小企业,使工商业群体减税。而这点又契合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没有苏联留下的国企包袱,经济以民营企业为支柱。
尤先科为了跟亚努科维奇分庭抗礼去竞选总统,逐渐借助西部势力。他弱化俄语地位,为斯捷潘·班德拉平反,加强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亲俄自由派演变成亲欧自由派。
亚努科维奇顽固抗拒市场化,但又没有前辈库奇马那样的高超权术手段,资质平庸的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失误,在2014年的乱局中灰溜溜下台。从赫鲁晓夫以来,炙手可热的“第聂伯帮”经历长达67年的风雨后,寿终正寝。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