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是女性历史学家帕蜜拉·罗特那·坂本最新的非虚构作品，开篇序幕讲述了日裔美国人的奋斗史，如何轻易被一笔勾销，烟消云散。二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无疑是导火索，大量日裔美国人被敌视、解雇，并被隔离拘禁。

坂本曾在京都和东京长期居住，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担任日本相关项目的顾问。《白夜》这部作品，源于她对特殊群体——二代日裔美国人的关注。主人公哈利为何会加入一支曾经囚禁过他的美国军队？这支军队可能将他送往与其兄弟对立的战场。

日裔美国人对美国在二战时期作出何种贡献？在日本，他们又遭遇何种对待？对此，我们都所知甚少。这部作品，通过哈利家族史写美日战时关系，显得视角独特，微观纵深。一方面，它挖掘了日本第一代侨民和二世日裔美国人之间的代际鸿沟；另一面，他们与故国日本的心理距离，也成了聚焦点。这种源于纵横双向的认知断裂，造成双重身份焦虑。作者的纪实，正是以这个心理逻辑为基石。

哈利家族的故事是如此纠结、罕见与繁复，以至模糊了非虚构与虚构的界限。纪实比虚构看起来更传奇，更戏剧。书中对细节的描摹，对场景的布局，也超出了历史学者处理材料的限度，显示出不凡的文学手笔。

一切源于文化身份的焦虑

哈利一家在美国扎根的历史，其实也可算作上世纪“美国梦”的小插曲。哈利的父亲胜治，“合法身份将永远停留在一个外国人，但他依然认为自己应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日本人也可以在白人的土地上获得成功，所有日本人都应为自己的族裔而骄傲。”

然而，这可能都是一厢情愿，在美国出生的二世子女，对故国并没有文化记忆、民族情感。他们对日本的衣食习俗、语言文字，都停留在父母的强制输出、符号化的刻板教条之上。

原生情感，与被灌输、习得的“二手情感”，是一代和二世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我们参看战后那些二代美国犹太裔移民，也会发现“美国性”生存方式对原有民族性潜移默化的淹没。那种双重生活、兼容的文化心理，其实很难实现。

二世日裔美国人更是如此，他们还背负了肤色人种的显著差异。通过两代人的过渡，实现一种合法化与本土化，是以胜治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的总体预想。“‘二世’日裔移民因为出生在美国，而成为了美国公民，他们的父母——‘一世’日裔移民依旧受到排挤。”

哈利家族的戏剧性，是由一堆人生的玩笑与捉弄堆砌而成的。这让人深切理解无常，命运逐流于太平洋两岸。这归结于无法始终，反复“洗牌”式的生活。母亲阿绢为了让长子、长女接受日式教育，将他们从小寄养在姨母阿清家。当阿清希望过继这两个孩子时，阿绢毅然将他们接回美国。只有家庭再次重聚，才会发现文化冲突和价值对立，是如此难以调和。长子和长女，与他们三个“美式弟弟”，格格不入。二人在美国处处受挫，只能留级，补习英语。

从心理学角度看，此书提供了案例，意义不言而喻。幼年频繁切换生活环境，强行割断了依恋情结，其阴影创伤是持久的。反复陷入陌生环境，带来的异己和受挫感，将轻易吞噬认同、归属和安全感。

一个家庭为生计所迫，分裂为东西文明两大阵营。这种松散的结合，就像双轨并行的势力均衡。无论从文化研究，家庭亲子，还是从国族关系层面看，哈利一家都处于诸多研究的聚合点上。换言之，这个家族具有罕见的文化样本意义，而不止是一个传奇。

大萧条的崩溃，父亲胜治病死，让家庭彻底丧失支柱，在美国无以为继。母亲只有带全家重返广岛，维持生计。哈利开始被迫适应日本环境，接受学校军事训练，而军国主义无处不在。分与合，反转与切换，成了故事的推动力。如果概括看，它是“候鸟家庭”的迁徙故事。但很不幸，原本大洋两岸的“栖息地”，最终却成为敌国。

去留之间，无奈的两难抉择

归乡，与投敌和叛国划上了等号。双重国籍是不可能的，家庭成员必须站队，做出选择。长子维克多回到日本，被征召入伍，意味着他将丧失美国公民身份。哈利和弟弟要就读公立学校，就必须先取得日本国籍。“哈利后来回想，‘敌人就是美国，而我们代表着美国。’从那天起，他再也不在公共场合说英语了。”

规训是全方位的，既有日本军国主义管控，也有来自家族的内部约束。玛丽被要求接受日式新娘训练，学习传统社交礼仪，包括舞蹈、插花和茶道等繁多技艺。她无法忍受，选择逃离。维克多被日本征召入伍，派往中国。哈利毅然重返美国。这考验着人性的因素，包括限度和韧性，是最艰难的心理与行动抉择。它的文化隐喻，回到那个蝙蝠的寓言:非兽非鸟，无以为据，无法归类，陷入自我怀疑。

两难体现在一厢情愿。哈利心属美国，归心似箭，“他不想应征入伍，但是如果冲突扩大，势必将征募更多的男性。”然而，美国反日情绪愈发高涨，“这里的白人对‘那些肮脏的日本人’充满敌意。”肤色和族裔，是不可抹除的标记，成了原罪。“他想看起来和他的美国朋友一样，而不是像剃了板寸的日本士兵，于是他开始留长头发。”事实证明，回归美国的日子是悲伤的。二世日裔美国人与白人间的友谊，大多停留在童年往事，最终往往缩水褪色。

“白人孩子会升入大学，而二世日裔美国孩子则需要摸索着找到容身之地。”玛丽只能靠帮佣为生，能供其选择的工作，微乎其微。作者以哈利的遭遇，聚焦时代命运。它提供了社会生活史的文献意义，再现了大萧条时期日裔移民真实处境(从务工到居住）。“他还发现了其他可供休息的位置——酒店大堂、公共汽车、火车站，甚至是监狱。在监狱，他被锁在一间牢房里，体贴的警长在早上将他释放。”他只有乞求辗转于各式白人家庭，当遍各种零工帮佣，得以生存。

作者用巧妙的共时性叙述，展现了兄弟分属的两个世界。离开的，留下的，都将是不幸的。

弟弟弗兰克在广岛备受欺凌。他越来越谨慎，无论穿着还是说话，他不再使用美国名字。在学校，他被说教、凌辱和惩罚。“说教大会是官方认可的欺凌活动”，“第一中学强调武士道的哲学，这种指导理念对塑造日本军队至关重要。”学校彻底沦为战争机器，高中成为军队的预备班，一切为侵略服务。弗兰克试图扮演双面角色:在学校当一个并不扎眼的日本预备役新兵，在家维持一个美国人的活力。这种痛苦的平衡感，注定是艰难挑战。

辗转流散，战时家族创伤

《白夜》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历史叙述的微观视角，异质声音。它依靠一种战时“家庭史”书写，揭开长久被宏观历史话语所压抑、遮蔽的民众心灵史。作者于场景细节中，也观察日本军国主义如何挟持本国民众，摧毁普通家庭。

“当阿绢凝视着街道两旁拥挤的送行人群，她不由得注意到这些爱国群众并非欢呼雀跃。被派去挥舞旗帜的小学生别无选择；母亲们强忍眼泪，她们被告诫不要在送行时哭泣，所以只能按照礼仪垂首向士兵们鞠躬。而政府则反复强调，应召入伍是一种荣誉。”

坂本有意揭示，日本罪行不止是外在的侵略杀戮，还包括内在性地剔除、扭曲一切人性情感。“面前的生活与真实的情感无关。士兵们当着民众的面喊出‘为国家捐躯’的誓言时，父母面对的是令人心碎的恐惧。”由此可见，个体情感与历史行动间的深层背离。

战时宣传能把狂热民族主义、爱国忠君与侵略战争，搅成一锅粥。而日本社会的义理约束、个体隐忍，都被利用，促成战争。这仍然是阿伦特所述的平庸之恶。军国主义对教育的罪恶控制，从土壤上可以培养源源不断的军国分子。

在大洋的另一边，大批日裔美国人成了替罪羊。美国的媒体宣传，重蹈之前对“黄祸”的恐惧与敌视。编辑们“将日本移民视为入侵者，他们在经济竞争中对本土美国人产生了威胁。”“日裔美国人宛如鸡生出来的蛋，他们的父母是日本人——所以他们也是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

他们大多被视为可疑的人，被大规模疏散于隔离区，集中管理。“他们都拥有美国身份，也曾在广岛共同度过快乐的时光，而如今，在这个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面临着的是关押。”正如作者所言，“通过主人公在美国恶名昭彰的日裔集中营中生活的情节叙述，本书探讨了由于他人的偏见，自己的祖国受到排挤时，他对家乡的理解。”

《白夜》的叙述始终拷问一个核心——对家庭和国家忠诚的原则性问题。当自己所生长的国家与血脉相连的国家交战时，关于忠诚的窘迫困境:如何面对敌方包括心爱的兄弟？能否忠于自己的国籍？

这个关于爱的故事，既是传奇，更是生存寓言，具有普适价值。它“跨越了大洋两岸、美日文化和社会冲突”。哈利一家的悖论在于:原本是大义小义的抉择问题，却变得如此纠结不清。他们无从定义“家”的含义，祖国和故国难以割裂。双重身份，在战时是被共同敌视的不幸。

可贵的是，哈利仍旧有自己的信条:尊于出身之家，忠于出生之国。“身为移民的父母基于这样的价值观抚养自己的美国孩子，并借此跨越了一个世代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