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当唐纳德·特朗普在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使用“大大的”（bigly）这个词时，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部里哄堂大笑。吉莉恩·泰特当时也在，她听到自己和别人一起哈哈大笑。她写道，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它不是总统应该使用或记者每天使用的那种‘得体’的英语”。

担任《金融时报》美国编委会主席的泰特是《人类学视角》一书的作者。该书讲的是人类学——她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科——如何能够向那些囿于自身行业狭隘性的专业人士解释普通民众的行为方式。她认为，专业人士的专业工具在“缺少文化和语境意识的情况下”是显然不适用的。

在不了解吉隆坡或约翰内斯堡家庭主妇购物习惯的情况下，加利福尼亚州的男性技术极客们怎样能够设计出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智能冰箱？在不考虑几内亚和塞拉利昂那种密切接触的哀悼仪式的情况下，西方的医护人员怎么能够应对传染性极强的埃博拉病毒？

泰特认为，我们的专业人士就像井底之蛙。银行家只像银行家一样思考，经济学家只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医生只像医生一样思考，而技术专家只像技术专家一样思考。她写道，他们缺少“横向视角”，因此会犯下往往既严重又可以避免的政策和观念错误。

泰特的博士研究项目是1990年在苏联时期的塔吉克斯坦某偏远山谷进行的，关注的对象是塔吉克斯坦的婚礼。15年后，她在法国尼斯举行的一个欧洲证券化论坛上发现，聚在一起的金融家们在利用仪式和象征来“强化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世界观”。在塔吉克斯坦，这种感情联络发生在一整套复杂的婚礼、跳舞和互赠绣垫的过程中。而在尼斯，银行家们则一边交换名片、推杯换盏和讲着笑话，一边进行“团体高尔夫巡回赛”和观看PPT演示文稿。

泰特写道，这两种情况下，仪式和象征都是“共同认知地图”的组成部分，而后者是用共同持有的偏见和假设设计而成的。尽管金融家们的足迹遍布全球且他们通晓多种语言，但他们的狭隘程度并不亚于塔吉克斯坦的主妇们。

泰特对记者持同样的批评态度。她认为，许多记者与她在俱乐部式会议上碰到的银行家一样犯有认知狭隘的错误。新闻编辑室里因为特朗普使用“大大的”一词而发出的窃笑声暴露出一种“认知分裂”，即精英人士与普通美国人在处理信息方式上的显著差异。

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以大多数美国选民所不会采取的方式对特朗普进行了解读。假如记者更像人类学家，以参与美国政治的观察人士身份与民众而不是他们自己进行交流，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对特朗普作出正确的解读。

泰特问道，假如有更多的人接受了某种人类学视角，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她的结论是光明而乐观的——愤世嫉俗者也许会认为有点儿漫不经心。经济学家会把他们的视角扩大到金钱和市场以外，资产管理人士会看到他们的部落主义将如何加剧风险。与此同时，记者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而不是漏掉像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崛起这样的大新闻。（通库·瓦拉达拉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