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北京一位肿瘤内科医生在网络平台上爆料，发文揭露业内“肿瘤治疗黑幕”，声言有相当比例的肿瘤病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非但没有治好病，最后还落得人财两空。

他的爆料不仅将涉事医院和相关医生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同时也使“过度医疗”的话题广受关注。国家卫健委迅速作出反应，组织人员对有关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称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对于一般的患者而言，“过度医疗”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而是一个涉及到众多患者切身利益，且掩藏着某些行业黑幕的重大话题。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而只是为患者提供非必需的诊断、用药和外科手术的、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过度医疗是与医疗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密切相关的，其背后有着一条建立在错误和谬论之上的灰色经济利益链，属医疗腐败的直接表现。

这当然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过度医疗的问题——德国著名医药记者尤格·布莱克的新作《过度的医疗》，即将目光聚焦于这一备受世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上。

据全球权威医疗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披露：西方国家至少有20%至40%的患者曾经接受过没有显著效用甚至完全无效的医疗程序。而通过常年对德国医疗行业的走访、调查和研究，布莱克更有了诸多惊人的发现：切除子宫、盲肠和胆囊的手术大多数并无必要；对突发性耳聋的输液疗法只是一场骗局；每七种手术方法中有六种缺乏可靠数据……

患者将恢复健康的希望托付给医生，原本是出于对医疗体系的信任，但当医疗体系失去患者的信任时，他们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医疗体系里茫然无助地转来转去，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奥德修斯综合征”。

在医疗体系这座庞大的迷宫里，对患者最大的威胁，正是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背后：医患信息不对称

“人获得的信息越少，接受治疗的频率越高。”开宗明义，布莱克首先点明，正是医者和患者的信息的不对称，决定了两者之间强势和弱势的关系。而与这句话相对应的，则是“人获知的信息越多，就越不需要依赖医疗”。这两句话既彼此呼应，又相辅相成，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现代人与现代医疗体系之间矛盾而辩证的关系。

事实上，患者之所以甘愿接受过度医疗，即与医者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关，而过度医疗所利用的，则是患者渴望康复的迫切心理，以及患者家属急于救治亲人的浓郁亲情。

海德堡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乌尔里希·阿贝尔将过度医疗分为三个类型：其一，对人体有一定的作用，但无法治愈疾病。换句话说，这种医疗虽然无害，却也无益；虽然可有可无，却需要患者付出高昂费用。

其二，被一直强调是有效的，直到大家都相信这一点。例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安妥明作为治疗心脏病猝死的神药被推荐给民众，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该药的效果却远没有媒体吹嘘的那么神奇。

其三，曾应用于医疗中，但以如今的观点来看是无用、有害，甚至是荒诞的。例如医生曾将烘干后磨成粉的鹅粪与番红花混合，用于治疗黄疸病，这种治疗方法非但无效，还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伤害。

由此可见，医学的发展是为大众健康的福祉，却也的确有可能导致伤害。在此，医生承担着双面的角色，他们既提供服务，又控制需求，久而久之，趋利的本性就会让他们做出一些有益于自己的事情。

这样往往产生一些奇怪的现象：随着脊椎外科医生人数的增多，脊椎手术的数量便呈直线上升；如果重症监护室的床位增多，里面患者的平均病重程度就会下降；而转入医院的患者人数，则直接取决于空置的病床的数量，小病大医，多重用药，抬高药价，手术泛滥，乃至拖延住院时间，提高住院率……如此种种的以供应创造需求，就成为医疗体系实现创收的常用方法：只要有多余的资源，就会被引导使用，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诱导需求”。

“诱导需求”自然是与医疗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分不开的，当商业利益取代医者仁心，医务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药品回扣、开单提成，成为行业的“潜规则”。

尽管医生从业规定早已申明，“医生这份职业并不是工商业”，但从仪器制造商，到制药公司，以及销售商，再到医院和医生，亦已形成了一条利益相关的产业链，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从业的目的或许已经不是救死扶伤，而是“为了获取经济独立性，必须开发新的赚钱途径”。

过度医疗面面观

当下患者就医，一个常见的困惑是，他们经常会被医生开出一堆既缺乏规划，又毫无优先意识的处方药，而且处方中很多的，还是一些最新研制出的、可以用来取代廉价常规药的高价药。按照“同效替换规定”，这些医生本来应该开出的，是有效成分相同，但价格更加便宜的药品，然而这种合理的规定却常常遭到故意忽略。

药品的滥用如此，手术的泛滥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人体内带有一些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小肿瘤，本来很常见，多数无需治疗，但到了外科医生那里只有一个结果：切除。

针对于广泛存在的男性前列腺症状，多数变体增长缓慢，无需摘除腺体，但外科医生的策略，还是切除。针对于女性易发的乳腺癌症状，有些只是通过X光才能发现的“原位癌”，并不会造成重大伤害，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因此被切除了乳房……

再比如广受关注的心导管术和心脏搭桥手术，在20%到40%的案例中，“被扩张”的血管往往在几个月后又被堵塞，而且极有可能产生并发症。通过四项比较研究，布莱克得出的结论是，就对抗血管钙化而言，侵入式的手术治疗并不比保守的心脏药物疗法更有效。尽管大多数执业医生明知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建议患者手术治疗，这一方面取决于患者更相信高科技的医疗手段，另一方面取决于医生“想方设法实现盈利”。

而患者和医生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理解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医生以为这种手段只可缓解病情，患者则以为能够延长寿命，最终的结果是，“医生很满意，因为可以提供服务；患者很满意，因为可以接受治疗；而整个医疗产业也很满意”。

颇有意思的是，当执业医生站在患者的位置上，并接受调查时，无论是扁桃体手术、胆囊切除术、腹股沟疝或脐疝手术，还是刮宫术和子宫切除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接受比较温和的保守疗法，也不愿接受侵入式手术的折磨。

对全德国执业骨科医生的调查也大抵相似，大多数骨科专家在自己患病时会拒绝许多标准的程序：83%的骨科医生宁愿忍受持续性的疼痛，也不愿接受椎间盘突出的手术，他们更愿意相信身体的自愈能力。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据称是治疗患者的最有效的方法，医生本人却并不认同，考虑到医生获知的信息远远多于患者，那么医生的选择显然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引发患者反思，当越来越多的医生表示自己不会接受某种疗法时，患者不妨在心中反问：如果是一个连医生都视作畏途的治疗方案，医生又有什么权利推荐给患者呢？

规避过度医疗的七大处方

毫无疑问，人生在世，就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人既然会生病，也就需要治疗，当然就离不开医疗体系。现代医疗体系带给人类的种种好处，自然是毋庸多言的。但是，如同所有的社会体系一样，或出于行业保护，或受到利益驱使，医疗体系自身既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些无效的医疗流程。

那么，作为患者，以及患者亲属，究竟如何辨识、避免过度医疗呢？作为医疗体系的监管者，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制定怎样的监管制度呢？在《过度的医疗》一书中，布莱克开出以下七大处方：

其一，国家制定政策，聘请独立的研究人员评估医疗效果，并将结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民众。其二，当政者必须彻底改变卫生系统中的激励体制。其三，医疗界应进行系统的质量检查，并检验自己执行程序的结果。其四，新型治疗程序只有在科学的监管下进行临床研究，然后才能进入常规的医疗程序。其五，外科程序必须接受对照研究的检验。其六，在患者的消费者保护方面，应该由外部鉴定和评估医生协会做出各种论断。其七，当医生向患者推荐一种疗法时，应该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这种疗法确实有效。

应该说布莱克充分考虑了患者所处的弱势地位，他开出的处方主要是从监管方面和医疗体系自身寻求解决方案，争取为患者提供最大的便利。毕竟，大多数患者是无法分辨哪些医疗程序有效，哪些医疗程序多余的，而期望医疗从业人员因道德感化而主动放弃过度医疗，同样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问题出在体制上，就应该从体制入手寻求解决方案。

诚如布莱克所言，让患者避免过度医疗，医者和患者之间信息的对称至关重要。如果患者获知的信息和医生一样多，就更容易达成合理的医疗方案。这就意味着患者同样需要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正所谓“知识就是最好的医疗”，因为知识可以祛魅，让人摆脱迷信，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总而言之，只有以谨慎与客观的态度看待医疗，才能有效避免对医疗抱有过高的期待，最终成为一名明智的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