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对正常监管行为的误读与曲解
2021/05/15 | 作者 周兼明 | 收藏本文
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对阿里巴巴集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有1万2000多字,条分缕析地论述了阿里巴巴在相关市场中的支配地位,罗列了其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事实和依据,认为这些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决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该处罚除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外,还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
舆论和市场大多认为这次对阿里巴巴的处罚,还是温和与理性的。市场的反应最为真实,本以为处罚是利空,事实却是阿里巴巴股价大涨6.51%。内地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此次处罚“于法有据、于理应当”,“对企业发展是一次规范扶正,对行业环境是一次清理净化”,“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应当说这些评论是客观公允的。
然而,国内也冒出了不少极左的声音,把一次正常的市场监管行为,同改革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这是对“那些假以改革的名义,实际在推销资本主义货色的人”的一次打击,声称“有些东西本来就根本不需要什么‘改革’的”,甚至说马云“一步步暴露了他贪婪的本相,原来是一个极其贪婪的吸血虫,是一个走向垄断的资本家”,认为大家“没有辨清这个被称为外星人的丑陋内心”。有人还列出了马云的“十宗罪”,至于称其为“吸血鬼”“黑心老板”的,更是不计其数。
显然,这些极左的声音,试图把这次正常的市场监管行为,视作是煽动民众仇富情绪的一个机会,并宣称马云“一定能挂在路灯最顶端”——“挂路灯”,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将受害者吊死在路灯上的残酷私刑。
其实,对平台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和监管,在国际社会可谓常态。反垄断是全球共识,也是成熟市场的通常做法。欧盟曾多次对谷歌施以天价罚单,2018年43.4亿欧元的罚款,远高于这次中国对阿里巴巴的处罚金额。最近,苹果、谷歌和脸书皆深陷美国的反垄断调查。俄罗斯近日也对谷歌提起了反垄断诉讼。之所以各大经济体都在聚焦反垄断,一方面,因为平台经济确实催生了大量平台科技巨头,这些巨头在某些领域已形成了其他企业难以超越的垄断;另一方面,各国对数字市场的监管行为一直都是滞后于创新的,这些巨头一旦形成垄断地位,往往不再保持开放的市场姿态,而是以各种算法和规则,暗中破坏市场的开放和交易的公平。
一切模式的垄断,皆是市场经济之大敌。平台经济要想发展,尤其需要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处罚阿里巴巴,可以说,就是在为整个平台经济重新注入竞争的活力,以促进科技新锐的成长,目的恰恰是为了推动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而网上极左分子多年来惯于故意误读、曲解政府的正常监管政策和行为,试图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民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煽动重回“文革”之路,对资本家实行“全面专政”。这种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政治与市场行为的口诛笔伐恶毒谩咒,由于近年在社交媒体上往往畅行无阻,因而造成了一种官方和民众支持他们的假象。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十八大还是十九大,执政党都用继续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市场表明了态度。但这些极左人士总惦记着搞意识形态批判,搞阶级斗争,似乎被定格在了“文革”,体内总存在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病毒,动不动就想用这种病毒感染所有人。
至于极左分子的言论为何会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姑息放任,则与言论监管者总觉得左的言论更安全有关。邓小平在反思建国后的教训时就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些话语鞭辟入里,振聋发聩。极左思想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磨难和破坏太多太大太深远了,当下社会矛盾频发,与没有真正清算这些“左”的历史灾难就有很大关系,与1949年后,只反右不反“左”或名义上反“左”实则反右的传统有关,以至于很多党内人士谈右色变。
对阿里巴巴的处罚,无疑让这些极左人士看到了“劫富济贫”的可能,于是他们极为兴奋,希望能调查更多的企业,没收更多的资产。他们无法理解现代社会,政府多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与税收制度来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一切皆需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进行,而不是通过所谓的“革命”“挂路灯”以及各种极端手段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权构成挑战。
近些年盛行的极左声音,让不少民众莫衷一是,也让大量企业家提心吊胆,以为这类极左的声音大有来头,从而加速关停企业、移民和资本外逃,对失业和经济下行产生助推。不少西方媒体亦以此现象作为判断依据,将此类正常监管解读为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敌意,目的是最终“消灭资本家”,借机抹黑中国形象,使之与中国政府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背道而驰。
可见,极左误国已到了快危害国家大政方针的程度了,必须要对此进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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