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健儿收复失地一血千古奇耻，庆委座安回首都重兴民族大业。”1936年底，摄影记者方大曾在绥远省会归绥拍到一副对联，把当时的两件大事——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奇妙地联系到了一起。

前者是傅作义在蒋介石支持下，对来犯日伪军的奋起还击，蒋介石还将其精锐的第13军开赴绥远增援。后者是张学良、杨虎城因不满蒋介石对日战略而发动的“兵谏”。晚年张学良反复强调，自己和蒋“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唯一的矛盾就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这一副对联，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一刀两断。

西安事变主角们的命运已经人尽皆知，那些身处旋涡内外的人，基于对蒋介石、张学良和国家未来不同的看法，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人成为发挥作用的偶然因素，也有人成为了这幕历史大剧中被人遗忘的牺牲者。

死于事变的人们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部东北军突袭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杨虎城部第17路军在西安城内展开行动，兜捕军政要员、缴械中央武装。虽然张、杨一再要求谨慎行事，但死亡仍然不可避免地到来。

袭击华清池的部队是张学良卫队营，装备精良、准备充分。蒋介石的侍从和卫士匆忙应战，自然不是对手，很快就被打垮。蒋介石趁乱躲上骊山，被东北军发现后送到西安。

这场短暂的战斗中，蒋介石侍从室人员伤亡17人，侍卫长钱大钧被子弹贯穿肋肩。下士卫士张华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当晚担任值班步哨，在东北军涌入时第一个被打死。中尉区队长毛裕礼带人依托前院假山进行阻击，旋即阵亡。先后身死的还有少校侍卫官蒋瑞昌、中尉特务员汤根良、中士卫士洪家荣。此外，死者中还有一位“高等厨司”周少山，大约是被流弹波及。

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在一起。

战死者中职务最高的是中校秘书萧乃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毕业生。国民政府方面称其事发时持枪还击，在骊山附近中弹身亡。东北军方面则称，其在房间内听到枪声，起身探望，被一枪打中头部而死。

华清池亡魂中另有一位特殊人物：蒋介石的侄子、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兼第3组组长蒋孝先。他在当天凌晨乘车从西安前往临潼，途中遭遇东北军，被押到华清池。蒋介石离开后，蒋孝先被打死在华清池外院门口。

蒋孝先曾任中央宪兵第3团团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率部进驻北平，对平津一带的日本驻军进行监视，并支持抗日活动。1935年“华北事变”时，日本方面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条件，除了禁止排日活动、中央军和东北军退出河北省、取缔蓝衣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外，还特别要求撤走宪兵第3团并罢免蒋孝先。

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称，杀蒋孝先是因为“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指其曾镇压学生运动。指挥进攻华清池的师长刘多荃则说，蒋孝先曾经训斥张学良“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张学良大发脾气，“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因此埋下杀机。

赵维振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对此事持另一种看法。他说，蒋孝先在北平时，曾指挥宪兵查封东北军的海洛因工厂，断了刘多荃等将领的财路，因而遭到了报复。无独有偶，日本陆军情报档案中，也有刘多荃部队秘密销售鸦片的记载。蒋孝先既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也是东北军的仇人，命运的波诡云谲令人唏嘘。

杨虎城这边同样出了状况。西安最好的酒店，是中国旅行社开办的“西京招待所”。事变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邵元冲、内政部部长蒋作宾、军政部次长陈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鄂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及军界元老蒋百里等，或到西安开会，或因蒋介石召见，纷纷入住此地。

与张学良一样，杨虎城派去执行扣押蒋方军政要员任务的，是其身边的亲兵——第17路军总部特务营。但是，特务营的官长缺乏经验，急于将住客一网打尽，于是任由士兵一拥而上，带枪搜索，场面很快陷入混乱。

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住在二楼。士兵砸门时，她躲在墙角没有开门，很快就是三声枪响，子弹打破门锁，闯进来的士兵用枪托把她顶在墙边，抢走了钱包、手电筒、钢笔、羊毛衫、毛毯等物扬长而去。

住在一楼的邵元冲听到枪声，跃窗逃出客房，翻越西京招待所与隔壁公园围墙时，杨部士兵追上开了枪。邵元冲身中五弹，摔落在公园一侧，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邵元冲资历颇深，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代理立法院院长，事变后被国民政府以国礼下葬，他的死也被列为张学良、杨虎城的一大罪状。

有不幸者也有幸运儿。当过第39军军长、青岛市市长的胡若愚是张学良好友，应邀游览西安，也住在西京招待所。杨部士兵搜查到他的房间，问有没有武器，回答没有，结果士兵掀开枕头，发现下面放着一支手枪，随即朝胡若愚头部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胡的面颊，所幸没有伤到骨骼、牙齿和舌头。张学良事后探望胡若愚，看到他脸上对称的两处弹痕，戏称是“长了一对人工酒窝”。

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指责杨虎城部“无纪律”，当然不只是因为朋友受难。杨虎城部官兵多出身草莽，胆子大、主意多，适合这种造反行动。连张学良本人，也挑选了一位土匪出身的师长白凤翔协助刘多荃去华清池。但这样的队伍行动起来不受控制，发起野来不择手段，往往会造成预想不到的问题。

西安城内中央宪兵第1团被缴械就是一例。杨虎城部为了迅速解决这支中央军想出一个办法，派士兵像往常一样上街跑步，接近宪兵营房时一股脑冲进去。原本计划是控制枪械、抢占弹药库，逼迫宪兵投降，结果杨部官兵自有私仇要报。《国闻周报》记者李天织称，“睡卧之宪兵均赤身被获，缴械后肆行枪杀，故宪兵死亡最多而且惨，盖平时为整顿军纪，开罪过多之结果也。”该团上校团长杨振亚、少校团附蒋堃同时遇害。

更令张学良气愤的是，杨虎城部还洗劫了他的金库“东北边业银行西安分行”，并枪杀经理王景越。事后，杨虎城亲自致歉、厚为抚恤，才了却双方之间一场风波。

动荡中的表态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兵谏的消息传遍全国，震惊了南京国民政府，也拨动了地方实力派领袖的心弦。1928年以来，蒋介石通过蒋冯战争、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击败了曾经并列为“四大集团军总司令”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晋绥军领袖阎锡山和桂军领袖李宗仁。阎锡山、李宗仁虽然再度崛起，但已经没有直接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冯玉祥则在几次反蒋失败之后，乖乖到南京做起了军委会副委员长。

随后，蒋介石借围剿和追击红军之机，架空湘军领袖何健，驱逐黔军领袖王家烈，并对派系繁杂的四川军队进行整编。西安事变半年前，蒋介石还借两广发动“六一事变”之机，搞垮了粤军领袖陈济棠。但是，残存的各路要角表面上将蒋介石奉为领袖，对南京国民政府表示遵从，背地里仍然有各自的算盘。

1930年代，地方实力派公开发表政治主张，是靠明码电报全国通电，私下联系则靠派遣代表和密码电报。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杨虎城明里通电发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呼吁组织容纳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共同抗日，暗中派遣四路代表联络各地军政首脑，并频繁密电往来，争取支持。

对张、杨的所作所为，南京国民政府严厉斥责，并组成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讨伐军。地方实力派纷纷表态，多数要求尽快释放蒋介石，避免武力冲突。事后，杨虎城总结：“只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表示支持，其余地方军政长官不是首鼠两端，态度暧昧，就是拥护南京政府下令讨伐。”

比较保存下来的电文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杨虎城所谓的支持，多数只是不反对。两广“六一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先是私下允诺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看到其他实力派不做回应，最终没有公开表态。风水轮流转，这一次，李、白对张、杨要体面得多，他们12月14日发出的通电，表示遵从国民政府的决定，奉承为“决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惶，老成谋国，敬佩无已”，但公开回护张学良，称其是“痛心乡邦，一时激于情感”，才“发生轨外行动，使委座蒙难西安”。

云南的龙云身段更加灵活。国民政府的军事大员中，何应钦是贵州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是云南人，他们把龙云视为自己在西南实力派中的代言人，原本就往来密切。事变之后，何应钦更是直接密电龙云，要求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决心。龙云的公开表达比李宗仁更露骨，直斥张学良“劫持统帅、动摇国本、丧尽天良、令人发指”，要求“举国全力，集中部队，速向西安猛进压迫，以伸国法，营救委座”。但龙云在与张学良密电中的态度更加柔软，承认其“自属谋国确有苦衷”，又要求“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

只有四川的刘湘才勉强算是支持张、杨。他一贯对蒋介石不满。两广发动“六一事变”时，刘湘派兵包围了直属南京的重庆行营和中央军校分校，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后因事变落幕而紧急收场。刘湘原本在家乡大邑养病，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迅速赶赴成都，召集亲信商议对策，又要重施故伎。他的秘书长邓汉祥苦劝：“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所谓军校、行营，还搬得起走吗（四川话，还能搬得走吗）？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发动，假使张把蒋放了，我们怎么下台？”刘湘才停下了手。

态度决定行动，各地实力派在事变两三天内纷纷表态，而刘湘拖到12月19日才给何应钦等发电报，还是表示张学良、杨虎城“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民族之生存”，满纸都是回护，没有一词一句的谴责。

与南方实力派相比，北方各路军政领袖态度颇为一致。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都表态拥护国民政府，连一贯公开反蒋的新疆盛世才都没有表示支持张、杨。山西阎锡山身为1930年中原大战时的反蒋联军总司令，是张学良、杨虎城着力拉拢的对象。俩人在事变之后首先密电太原，表示“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希望“得到阎公支持”。阎锡山直接通电表示反对，气得张学良多年后还骂“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

绥远的傅作义是个行动派，他直接向张学良发电，表示要亲自到西安面谈。据部属回忆，傅作义的想法是“如果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认为自己是具备做这一工作的条件的”，毕竟他是刚刚打退日伪军进犯的头号抗日英雄，又对蒋介石的对日方略有所了解，确实是不二人选。只是傅作义为求稳妥，先征求南京意见，又与第13军军长汤恩伯沟通，等来了南京派来的飞机，却又在蔚县出了事故迫降。待到傅作义跋涉回北平，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

旋涡里的命运

西安事变从12月12日爆发，到12月25日结束，14天内局势剧烈变化，终于走向和平解决。在各方深谋远虑之外，几个局内人的经历值得一提。

事变之初，国民政府对蒋介石是死是活毫无消息，南京各路要员分成了两派。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等人力主武力营救，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希望和平解决。两派目标相同，只是方法各异。事后看来，用兵是谈判的基础，而南京方面能够实施武力威胁，有赖于事变之初就占领了潼关。

做到这一点纯属偶然。东北军炮兵第6旅驻在河南洛阳，12月12日凌晨，旅长黄永安收到张学良密电，告知已经扣押蒋介石，要求他占领洛阳、切断铁路、控制机场。黄永安考虑到所部并非步兵，遵令行动无异于飞蛾扑火，转而向中央系的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汇报情况。

祝绍周闻讯大惊，与驻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商议之后，两人决定不待指示，占领潼关，保证后续行动。樊崧甫立即率军行动，祝绍周向南京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在报告“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之余，直接报告“已通知樊（崧甫）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

第46军是中央化的地方部队，军长樊崧甫出身浙军，上层关系依靠陈诚，抢占潼关的第28师师长董钊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当然特别积极。樊崧甫率部将潼关的东北军缴械，长驱直入，占领华阴，控制了进出关中平原的通道。三天内，中央军精锐部队第2师、第10师、第36师、教导总队及税警总团纷纷开来，与东北军、陕军对峙。南京方面的空军盘旋在西安上空，并轰炸了渭南、赤水车站。军事局面对张、杨极为不利。

张学良曾向被扣留在西安的陈诚抱怨：“（樊崧甫）这家伙不懂政治意义，盲目猛攻进来。”多年以后，留在大陆的樊崧甫本人也承认自己没什么政治想法：“我的派军深入潼关，不是拥护谁，反对谁，蒋介石一贯扣人，被人扣一次，也是意料中事，也是应该的事情。抗日应全国总动员，不是局部可抗，扣留蒋一下，促成团结抗日，我也以为是好事，并不反对。为什么如此奋勇争先呢？我实在是想抓住机会，执掌大权，树立声威，凌驾群僚。”

掌握了武力的先机，还需要穿针引线的媒人，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William Donald）进入了宋美龄的视野。他原本是自由职业记者，曾在《泰晤士报》《纽约先驱报》上报道中国，逐渐进入国内政界。端纳在1920年代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1934年又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有这一层关系的铺垫，此时成为沟通南京与西安的不二人选。

端纳乐于接受这一使命，也很快见到一线曙光——张学良回电同意他去西安。12月14日，端纳乘飞机抵达西安，两天后返回洛阳。他通过长途电话，向宋美龄通报了蒋介石还活着的确切消息，也带回了张学良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的想法，以及蒋介石要求讨伐军停止进攻和轰炸的手令。

南京与西安联系已经建立，但张学良面对的局势依然严峻。军事上形势不利，政治上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张学良急切寻求进一步拓宽沟通渠道的方法。但他身边的年轻智囊要么主张公审处死蒋介石，要么要求与南京讨伐军决一死战，都是不可语冰之辈。急切之中，被扣留的军界元老蒋百里给张学良出了个主意：被扣留的南京方面将领中，你最厌恶谁，就把谁放出去。对方看到你能放最厌恶的人离开，就能相信你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张学良全盘接受了这条妙计，蒋鼎文雀屏中选，在12月17日乘飞机前往南京。蒋鼎文未曾与张学良共事，为何成为少帅眼中的讨厌鬼？两人都留下回忆文字，却从未提及这一点的缘由。外界或称蒋介石原本想把福建交给张学良和东北军，后来却以蒋鼎文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张因此对蒋鼎文颇为不满；或称蒋鼎文曾建议将东北军调往福建，被张学良认为是要效仿消灭第19路军一样消灭东北军。

原因虽不可考，但身为中央军“五虎上将”之一的蒋鼎文，向南京方面传达了张学良态度的效果，比外国人端纳更进一步，谈判的大门就此打开。12月20日，宋子文飞往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前往西安。这项偶然的使命，对蒋鼎文实属福从天降，不仅提早获得自由，也避免了自身的危险。如果没有蒋百里的妙计，和平谈判的局面未曾展开，身为张学良最厌恶的人，他难免会在某次冲突之后成为蒋孝先一样的牺牲品。

事变中最后一个经历生死的人，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军统局原本布置了西北区、陕西站两级情报网。但兼任陕西站站长的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在事变时仓皇逃走，情报网中断。新到任的西北区区长王新衡事变当天正好在西京招待所居住，也无从发挥作用。戴笠身为情报主管，不仅事前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一无所知，事后还对蒋介石安危与否毫无消息，无疑是巨大的耻辱。

宋美龄准备动身前往西安时，戴笠主动请缨随同。许多同僚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嫉恨这位情报头子，此行凶多吉少，但戴笠已经顾不得这么多。果不其然，戴笠一下飞机，就被单独抓走，关进了张学良宅邸的地下室。其间，张学良几次接见戴笠，了解南京方面的动态，也对他的情报工作失灵颇有讽刺。戴笠只好解释：“我的工作是对敌人做的，没有准备向副司令做。”

在张学良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戴笠赌赢了。12月24日，戴笠被提前释放回洛阳。次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张学良护送下离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