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爱国主义与美国社会
2021/03/25 | 作者 《伦敦书评》,节选 | 收藏本文
在美国,吸烟的历史,通常被呈现为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是英雄般的科学家和活动家,他们为向公众传播真相而斗争;斗争的另一方,则是谎话连篇的烟草行业高管,他们控制着国会的成员。最终,真相和健康胜利了。
但在《香烟:一部政治史》中,萨拉·米洛夫提供了一种更加有趣和复杂的叙述。她指出,在美国从新政创造的合作型国家向我们时代精简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一直与香烟的兴衰密切相关。而公众健康的重大进步,则是通过动员一种悭吝的社会愿景来完成的。这不只是一个英雄和恶棍的故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吸烟运动,造就了更加健康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说,人们在争取这种健康的工作环境时,采取的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腔调。在改革者看来,屈服或摆脱吸烟的习惯,完全是关乎意志、选择和道德责任的问题。米洛夫说,现在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吸烟的人孤独地站在街角,而烟农则孤独地站在香烟巨头的对面。”
为了给这些破碎的场景赋予框架,米洛夫引用了她的导师、思想史家丹尼尔·罗杰斯的话语:二十世纪后期,一度“充满语境、社会环境、制度和历史的”关于人类经验的叙述“让位于强调选择、能动性、施为、欲望的关于人性的构想”。被孤立得羞耻地躲进公义共同体边缘的吸烟者们,是“选择、能动性、施为、欲望”的化身。
一战之后,随着香烟生产的飙升,吸烟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烟农和香烟制造商来说,它也是一种越来越值钱的商品。这些公司串通起来控制烟草拍卖的价格,而烟草拍卖制度也进入了民俗领域。大萧条加剧了烟农的困境,并引入了前来救场的合作型国家。在大西洋两岸,香烟变成了民主消费的象征,烟草行业也寻找各自的方式来扩大它的影响。受烟农资助,非营利组织烟草协会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0年代,统计研究开始确认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烟草行业被迫处于守势;《诚告吸烟者》是这个行业接下来十年努力的起点;此后,它一直致力于在不完全驳斥流行病学研究的情况下,对它们表示怀疑。
1964年,美国卫生部部长的吸烟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明确宣布吸烟可能致癌。这个报告也是合作型国家的完美表达:公私部门的专家小组通力合作,塑造出一个权威的共识。但通过强调组织完善的产业带来的危险,以及建议在香烟包装上增加健康警告,报告也为公民活动家所谓的“公益”留出了更大空间。
到了1980年代,在被动吸烟的危害变得无法忽视的情况下,吸烟者的处境越发艰难了。1986年,美国卫生部部长的报告强调了被动吸烟的危害,虽然这个危害有多大,在当时还很难确定。一个在反吸烟活动家看来更加健康、公平,在管理咨询者看来更加高效、高产的新社会慢慢浮现。但对还在试图保护吸烟时间的工会来说,这个新社会的特征却是:使劳动者的权利屈从于管理。
工会工人与烟农一样,曾是合作型国家的受益者。现在,农业团体和劳工团体这两个利益集团都式微了。在这个新的政治宇宙中,烟农和吸烟者都是需要为自身健康和经济成败负责的个体。国会也不断削减烟草补贴计划的预算,直到2004年取消了这个计划。
烟草补贴计划的结束,对这个行业的不同群体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对香烟公司来说,计划的结束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他们把烟草的生产外包给巴西和其他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一个经典的新自由主义举措。和美国的工厂工人一样,美国的烟农太贵了。但,香烟的全球市场还在。
(杰克森·里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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