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牛年春节前，张惠对前夫提起了新的诉讼，来争夺属于自己的居住权益。而在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因前夫没有执行法院离婚判决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部分，她准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张惠至今还记得离婚后被前夫赶出家门，报警求助后对方爱莫能助的情形。

“咚咚咚咚……”

门开了，前夫的脑袋从门缝中探出来，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屋外，声音急促地说，“干什么啊！”

“回家。”门外的张惠，用怯怯的声音回答。

“回XXX的家！”前夫爆了一声粗口，“啪”，房门被重重地关上。

屋内屋外的人几乎同时拿起手机，拨打110电话。

张惠站在门外，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这是她被赶出801房间的第二天。

前一天晚上，也就是2021年1月25日，801房屋换了锁，她无法进入房屋，和前夫爆发争吵。警察来协调后，仍然无法进屋的她，最终选择在警察局的椅子上坐了一晚。

这一晚，警察来了，只是和前一个晚上一样。警察在看了离婚判决书后告诉张惠，他们没有办法帮她再住进801室。

“房子写的老头子的名字，你和他儿子已经离婚了。”

“判决书上也写了驳回你的其他要求。”

张惠曾经居住的801室，是北京市的拆迁安置房。2010年，张惠公公一家七口人，按照每人45平米的拆迁安置面积享受了优惠购房指标，公公作为家庭代表选购了四套房。张惠是被安置人口之一。房子因为缺少部分开发手续，到现在还没能办下房产证。

2021年1月12日，法院判决支持了张惠的离婚请求，他们结束了16年的婚姻。此前的庭审中，张惠提出要求获得自己45平米安置房的使用面积。法院判决认为，“涉及案外人权益，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在判决书下来之后，把张惠驱赶出801室的行动就开始了，强势的驱逐之下，张惠无家可归。她寻求警察帮助，想要维护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属于她的45平米的安置面积；她找到妇联，希望妇联能够提供协调帮助，但都未果。

作为一个远嫁到北京的底层女性，她曾遭遇丈夫的出轨和家暴，为了女儿长期默默忍受。女儿今年16岁了，47岁的张惠最终逃离婚姻，通过诉讼离婚成功，但却失去了居所。这一次，她要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艰难的维权路

警察先后来了两拨，但在看了判决书之后，都没有支持张惠返回801室入住。

“我刚才也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写着驳回你的其他诉讼请求，这房子现在不是你的，你想收拾东西没问题，像刚才我跟房子主人也沟通过了，你可以去收拾东西。”这是一个警察给出的回复。

在离婚诉讼中，张惠要求居住使用801室，法院判决“涉及案外人利益，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张惠可以另案主张”。

张惠有关居住权诉讼所委托的代理律师孙虹艳告诉记者，因为土地原因，拆迁安置房的产权证还没有办下来。所以现阶段，张惠只能主张对于房屋的居住使用权。

广州市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主任李小菲向记者解释，在离婚纠纷中，涉及到第三人利益不能在离婚案件中分割财产的情况很常见。类似的有非个人独资公司的分割，第三人代持房产的分割等。而这些权益的分割都不是一个离婚案件就能处理的。

屋子是住不进去了，最终在旁人的劝说下，张惠进入801室，拿出了一件棉袄、一包泡面、一条单薄的被单。前一晚在警察局冻得她一宿没睡，现在已经十点多了，她打算在楼道里凑合一晚，拿出的棉袄和被单可以取暖。

李小菲律师告诉记者，张惠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的民事争议，无论是双方离婚的相关情况，还是由此带来的财产分割，都属于民事范畴，并不属于法定的由警方管辖的事由。

而妇联作为一个群团组织，有保护弱势女性的职责，但是它没有强制手段。这些都让张惠在向外求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境。

当下的局面对于张惠来说是困难的，她面临的是典型的财产权益遭受了侵害。李小菲认为，在该案中，拆迁范围所涵盖的安置人员，都有权利在房屋内居住，现在是她的前夫及家人侵犯了她的权益。她维权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力救济，二是法律赋予的救济手段。作为一个远嫁到北京，不占有什么社会资源的清洁工，不太可能采取类似前夫那样把她赶出来的手段、强行住进去的自力救济方式。她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她居住的权利。而在被侵害无法入住的这段时间，也应该获得侵权人的补偿。

妇联在这类事情中，是可以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帮她联系维权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在她被赶出家门后，民政部门应该给她提供一个临时庇护或者居住的场所。接下来她需要的是一些经济上，以及法律上的支持。这些首先都应该使用公共资源，个人是很难有途径去链接到这些资源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

事实上，张惠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多年。

记者面前的张惠，穿着黑棉袄黑裤子，一双黑色运动鞋，顶着灰色的帽子。她今年47岁了，从不化妆，扎着马尾辫。对于她来说，人生很简单，安安稳稳，结婚过日子，把孩子抚养大，赡养老人就行。

按照张惠的讲述，当年在媒人的牵线下，身为外地姑娘的她认识了当时是北京农业户口的前夫。张惠没有告诉家里人，前夫年轻的时候因为盗窃罪坐过多年牢。前夫家里穷，又坐过牢，说不上本地媳妇。张惠想着以后生了孩子，孩子可以落在男方户口上，上学就有了着落。

“找个北京农村的也能老老实实地过日子。”这是张惠迈入这段婚姻时最朴素的想法。他们2004年结了婚。

张惠在801室前等待警察到来。

张惠有理发的手艺，开了间理发店。她说，没上班的前夫总是伸手要钱，找妻子要，找父亲要，找身为盲人的母亲要。公公也帮前夫找了工作，但他总是干不长久。公公婆婆是残障人士，对儿子很是溺爱。

如今回望这段婚姻，张惠觉得，自己似乎从未体验过爱情，有时看电视剧里小两口牵手在公园遛弯，张惠会想，“我从来没有体验过，都是我牵着闺女我俩遛弯。”

她想不明白这段婚姻为啥就以这样的结局收尾了，“你说是我没选对吗？是性格不合还是什么？”

这段婚姻里，也有过短暂的能让张惠记住的快乐的日子。那是刚拆迁不久，家里有了钱，选了房，公公还用拆迁款给前夫买了一辆小轿车。

张惠在距离小区不远处的菜市场旁边的空地上支个临时的理发摊，菜场人流量多，张惠剪发利索，生意好的时候，五块钱一个，一天能理二十个。张惠在一家金刚石厂上班，买车的最初一个月，前夫时不时会开车接送张惠上下班。不过这样的甜蜜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张惠又恢复了公交出行。

被出轨、家暴，婚是一定要离了

而家庭的变化也在拆迁之后发生，前夫不怎么回家了，张惠是后知后觉的，反倒是邻居们的闲言碎语让张惠明白，前夫出轨了。

在离婚诉讼的法庭上，前夫承认自己出轨一人，而法院也查明张惠的前夫在与张惠的婚姻存续期间与一人同居生活，并在2013年5月生育一女孩。

关于张惠要求居住使用801室，张惠前夫认可张惠有45平米的安置利益。但主张该房在其父亲的名下，其父亲的意见是想要房就得出钱。

在张惠的描述中，丈夫的出轨是明目张胆的，他会开着车去接女儿，再带着女儿去他在801室外组成的新家，让女儿帮他带孩子。张惠不在家的时候，丈夫也带着他的出轨对象以及孩子来过家里。

张惠也觉得憋屈，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领着女儿坐在路边哭。大多数时候又很生气，脑袋晕乎乎的。有时候她找不到丈夫，跑到他后来的孩子上幼儿园的地方去堵他的车，跟着丈夫和他的出轨对象一晚上在大马路上绕圈。

生活比电视剧要狗血，张惠完全没有心思工作和生活，最严重的一次，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出了车祸。

丈夫在外面有了家，但张惠从未想过离婚，只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她还保留着很传统的婚姻观念，“谁结婚是为了离婚呀，想着他能回头啊。”

尽管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但她觉得孩子小，她没办法一个人将孩子拉扯长大。“公公婆婆虽说是残障，不能帮我带孩子，但是孩子在家他们也能帮忙看着。”

张惠原本打算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2017年，丈夫与出轨对象分手，他终于回家了。张惠收到了丈夫出轨对象的短信，她说：“我走了，我对不起你，你和XX好好过日子吧。”张惠原本以为丈夫回来后，一切都会安稳下来，他是回来好好过日子的。但是没多久，丈夫又出轨了。

但是在法庭上，丈夫表示自己只出轨了一次，并不存在第二次出轨。

而张惠说，第二次出轨后，丈夫主动提出要离婚，他想和新的出轨对象结婚，张惠不同意，她曾想过报复她。丈夫第二次提出离婚，张惠还是不同意，拳头和巴掌接踵而至，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惠说，丈夫曾拽着她的头发，用拳头打她的头。最初她没有报警，只是把这当作家务事，找来娘家人为她撑腰。丈夫也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殴打张惠，并且每个月给张惠一定的生活费。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殴打继续，最严重的一次，丈夫抡起了凳子，张惠的膝盖被打伤，连续几天下不了床，身体不见好转，她不得不去了医院。也正是那次，张惠报了警，并且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家暴让张惠意识到，婚是一定要离了。“你想想这个男人不在我身边十年了，我也一个人把孩子拉扯长大了，有他没他都一样。”2020年6月，张惠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2021年1月份，法院判决离婚。在离婚判决书中，法院认定前夫为婚姻中的过错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有家暴的行为，应该赔偿张惠的相应损失。女儿的抚养权也判给了张惠。

针对出轨、家暴等说法，记者致电张惠的前夫，他以和张惠已经离婚为由，拒绝了采访。

为了女儿，却最对不起女儿

经历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张惠彻底对婚姻失望了，也为自己过去的生活感到惋惜。她想想自己这些年，似乎总是为别人而活，挣了钱也从没有出去旅游过。

她为这个家忙前忙后。公公有肢体障碍，婆婆是全盲，她要照顾老人，还要照顾孩子。

想着前夫在外面出轨，她总感觉屈辱，“你看村里的人肯定都笑话我，他在外面有人了我还不离婚。”

“根本就没办法。”张惠叹了口气。那时她总想着，要是离婚了，前夫是肯定不会照顾孩子的，把孩子放到两个老人身边，老人七十多岁还是残障，照顾自己都费劲。而自己要上班还要照顾女儿，会很辛苦，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日复一日单调的工作、琐碎的家务，也困住了她的脚步。她觉得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虽然谈不上幸福，但好歹有一个依靠。

张惠最舍不得的是女儿。为了女儿，她觉得自己可以忍耐下去。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了女儿选择在不幸的婚姻里委曲求全，对女儿的成长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今她很后悔。

女儿三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曾经对张惠说，他们家孩子不爱发言，平常也不怎么和同学说话。

女儿慢慢长大，性格愈发内向，张惠也不知道该怎样和她交流。最近的一次，是离婚时需要女儿去表态她想跟谁。一天晚上，女儿坐在家楼下的花园告诉妈妈，她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张惠坐在花园里陪着女儿，女儿不说话。那时张惠发现，自己已经没办法走进女儿的世界。

张惠想起来，以前前夫和她吵架，情绪激烈时曾当着女儿的面说过暴力威胁的话。在张惠的描述中，女儿害怕爸爸，不敢对他说不。父亲的角色，在女儿的成长中是长期缺失的。

法院最终把女儿的抚养权判给了张惠。女儿16岁了，张惠也总是安慰自己，好歹女儿大了，现在离婚了，自己上班时女儿可以照顾自己了。

女儿成绩不好，张惠担忧她的未来，也怕她会有心理问题。张惠发现女儿似乎喜欢化妆，希望她能上一个职高，学习和化妆有关的专业。

这一次，张惠下了决心，租了一处离女儿学校近的平房，她想把女儿从801室接出来。她还请了律师，要继续为自己维权。

孙虹艳律师已经帮张惠以用益物权纠纷为案由提起新的诉讼，法院已经立案。张惠和女儿作为原告，把前夫和公公等人列为被告。女儿和她加起来总共有90平米的安置面积，她要求确认母女两人对一套安置房的排他性的居住使用权利。

她想接女儿出来和她一起居住，但女儿不愿意离开801室。她又听说前夫家准备卖房子了。维权的路很难走，但她终于离开了801室，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张惠现在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每个月工资两千多元。她最看重这份工作的一点是，公司为她缴纳社保。“我以后不想伺候别人了，不想再为别人活了。”对于未来，张惠也坚定了不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张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