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动荡的一年促使我们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特定的文化应对机制。很多人的关键机制之一是看简·奥斯汀的小说。

《书商》周刊编辑提到，去年6月15日至11月7日，奥斯汀作品在英国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0%。去年12月是她诞辰245周年，她的人气似乎越来越高。

但她的小说为何会适合这个疫情时代？从一个层面上看，这似乎显而易见：许多光鲜的电视和电影改编版本使它们的画面在公众的想象中具体化，它们似乎构成了完美的浪漫解脱。然而，如果你真正挖掘其文字就会发现，奥斯汀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慰藉。除了对爱情和浪漫的执着之外，她的书中还有一层坚强和赞颂坚韧精神的意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严重受限的时期，很可能让我们受到激励。

奥斯汀本人的人生就是忍耐的典范。她在七年时间里出版了六部著名小说，去世时年仅41岁。《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派》一书作者海伦娜·凯利博士说：“从理论上讲，她似乎生活安定，但她两次被送进寄宿学校，险些送了命。”

在她的许多女主人公身上，奥斯汀复制了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忍受的不稳定状态。凯利说，1800年，在她25岁的时候，父亲退休，把教区传给了长子，“这真的很不寻常”；奥斯汀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卡桑德拉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穿梭于巴斯越来越小的房产、亲戚的住宅和海滨度假胜地之间。

她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居无定所和家庭生活破裂的元素，比如《理智与情感》一书。该书开篇时，达什伍德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必须离开家，然后她们同父异母的哥哥及其专横跋扈的妻子剥夺了她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教授、作家约翰·马伦说：“奥斯汀在小说中对金钱毫不含糊。她知道经济缺乏保障是什么感觉。”

在奥斯汀的作品中，受困于家庭摩擦的感觉也是个普遍元素——这是我们许多人可以产生共鸣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如同对于她的许多主人公一样，散步往往是最能带来解脱的活动。《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争取自由的方式似乎就是大步走在乡间，搞得一身泥水，享受远离她人满为患的家庭生活带来的自由。凯利说：“她的所有角色都持续处于低水平的心理压力之下。总的来说，即便生活拮据，她们也很善于安然度日。”

与此同时，奥斯汀的作品出版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坚韧精神的典范——屡屡遭遇退稿和起步不顺。她在12岁前后开始写作，20多岁开始认真创作，但作品直到30多岁才得以出版。1797年，她22岁的时候，父亲把《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寄给伦敦出版商卡德尔-戴维斯出版社，但后者直接退回了书稿，拒绝出版。六年后，伦敦的克罗斯比出版社以10英镑的稿酬接受了她另一部名为《苏珊》的小说，但始终没有出版。在1816年，也就是她去世前一年，她终于把手稿买了回来——在她去世后以《诺桑觉寺》为书名出版。凯利说：“这需要很有毅力才能坚持下来，尤其是考虑到她的兄弟们希望她照顾他们失去母亲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