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1年，世界各国依旧挣扎在新冠泥潭之中，疫苗成为唯一的曙光。在自救的道路上，冲在最前面的不是率先研制出疫苗的德国或美国，也不是最早推行全面接种的俄罗斯，而是以色列。

以色列自去年12月20日开启接种计划，截至今年1月29日，约293万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以绝对数量来看，远不及美国的2170万人和英国的789万人，但相对于以色列900余万的总人口而言，33.8%的接种率称得上一骑绝尘。

若以接种一剂疫苗的比例为衡量标准，全球第二名的阿联酋目前达到27.87%，仍逊色以色列不少。其他位居前列的国家中，美国、丹麦等国接种率则均不及10%。绝大多数新冠疫苗需要接种两次，而到1月28日为止，以色列已经有18.76%的国民完成两剂接种，这一数据不仅甩开阿联酋6倍之多，更是遥遥领先于冰岛、美国、英国等国。

凭借别国难望项背的接种速度，以色列很可能率先触摸到逃离疫情的门槛。

2021年1月12日，以色列奈坦亚，当地人正在接受第二支新冠疫苗的接种。以色列与辉瑞公司此前达成协议，承诺与这家制药厂商分享大量医疗数据，以换取其新冠疫苗的持续供应。

从购买疫苗开始抢跑

尽管不是最早开启接种的国家，但以色列的黑马态势在数周之内就凸显出来。截至去年12月31日，以色列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国民比例超过10%，此时距离启动接种不过10天时间。此后，以色列依旧保持高速态势，才三周便达到了20%的接种率。

如果把迄今为止的接种成果视作一种胜利，获得大量疫苗是必要条件，以色列赢在了起跑线上。

当各类疫苗仍在研制阶段时，以色列就与多家制药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当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宣布疫苗有效后，以色列迅速大量购入。另一家美国药企Moderna承诺向以色列供应600万剂疫苗，足够300万人注射，并将在几周内分批交付。此外，以色列也与英国药企阿斯利康签订合同，购买更多疫苗。

尽管其他富国也在囤积疫苗，但以色列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当地媒体称，以色列向辉瑞和Moderna两家公司共支付3.15亿美元用以购买疫苗，平均每剂达到47美元，而美国政府从两家制药商采购的价格分别是每剂19.5美元和15美元，欧盟与美国的采购价格相差不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这是值得的，如果能早日取消疫情相关限制，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将可以填补为疫苗买单的额外成本。以色列财政部长卡兹也表示，考虑到要和大国竞争获得更多疫苗，必须提高采购价格。

以色列当前向国民提供的疫苗均来自辉瑞公司，但疫苗也在快速消耗之中，内塔尼亚胡只得不断加码以换取稳定及时的疫苗供应。1月7日，内塔尼亚胡宣布与辉瑞公司达成协议，用以色列公民接种数据换取对方快速交付1000万剂疫苗。辉瑞则承诺，每周会运送40万剂至70万剂疫苗到以色列。

日渐严峻的疫情，让以色列政府不得不付出更多成本。去年12月以来，该国疫情出现第三次暴发，感染人数不断攀升。12月27日，以色列新冠感染人数逾40万，政府在当天下午开始实施第三次全国范围的封城措施。截至今年1月19日，感染人数攀升至62.9万人。

为了跑赢持续上升的感染率，以色列正全力以赴推进疫苗接种速度。为了快速覆盖更多人群，以色列每天为15万人进行接种，内塔尼亚胡承诺，未来会将这个数字提升至17万。根据此前估算，疫苗若能覆盖2/3的人口，才可能实现群体免疫。

启动接种以来，以色列优先为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以及存在健康状况者进行接种，截至1月29日，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有82%完成了接种。

以色列青年学者安天佑（Amit Elazar）常年居住于中国，他告诉《凤凰周刊》，自己70岁的母亲和69岁的父亲都接种了两剂疫苗，在接种第一剂后，“父亲感觉有些疲惫，接种部位疼痛，此外没有其他不适”。

政府同时不断降低接种者的年龄门槛。从1月28日开始，以色列宣布接种范围扩展到35岁以上的所有人。安天佑说，他两位40多岁的姐姐也注射过至少一剂。

快速上升的接种人数符合内塔尼亚胡的宏愿，他在推动全民接种上的活跃和努力尤其令人瞩目。

当辉瑞公司疫苗得到批准后，内塔尼亚胡成为全国第一位接种的公民。和许多国家身先垂范的领导人一样，他同样在电视中直播了注射过程，以此鼓励民众加入这一行列。

他还在推特上骄傲宣称，“以色列在疫苗接种上是世界冠军，我们将最先从病毒中挣脱，重现活力并重启经济。”

小国强大的医疗体系

暴发最初疫情时，以色列曾有不错的应对，但面对绵延而至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反弹，政府未能有效加以控制，直至做出封城决定。

西里尔·科恩（Cyrille Cohen）是巴伊兰大学免疫治疗实验室负责人，也是以色列卫生部疫苗咨询委员会成员。他向《凤凰周刊》指出，第一波疫情结束之后，由于以色列“开放得太快且政府在关闭企业和学校时犹豫太久——这可能是出于一些政治考量，加上当时人们已经对疫情感到疲劳，有些人不遵守防疫规定，从而导致现在的处境”。

科恩也强调，以色列很擅长处理疫苗接种项目，才能快速取得进展。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疫苗运动是其赢得政治声誉的良机。今年3月下旬，以色列将举行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深陷贪腐丑闻和抗疫不力旋涡的内塔尼亚胡再一次迎来政治大考。

内塔尼亚胡的努力不限于直播接种、高价购买疫苗、宣传接种成果，据美国Politico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频频强调自己与辉瑞和Moderna两家公司高管交从甚密，通过私人关系确保获得数百万剂疫苗，他本人更亲自致电辉瑞进行催促。

安天佑认为，上述评论是基于对内塔尼亚胡的喜好或厌恶，但以色列之所以能大规模、有效推进接种，“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我们的医疗体系”。

自1995年以来，以色列有了覆盖全境的医疗健康保险，通过四家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下称HMO）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疫苗的预约、分发和接种也通过上述组织完成。

这四家大型HMO分别为Clalit、Maccabi、Meuhedet和Leumit，它们彼此之间具有竞争性且非营利，是当地主要的社区医疗提供者，以色列所有永久居民可以从中自由选择。

以色列人自出生以来的医疗数据——包括住院、开药、疫苗接种等记录——会通过数字化形式被HMO保存，完善的全国性医疗数据库也得以建立，通过同一平台在公立医疗机构间共享。

作为常年与炮火相伴的国家，以色列会组织HMO定期参与生化恐怖军事演习，提升该组织大规模动员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每年一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运动也让医护人员积累了大量经验。

科恩向《凤凰周刊》分享了有关新冠疫苗的预约经历：在HMO网站上登录账户，选择“新冠病毒疫苗”并选择所在城市，系统随即提供两个可供前往的疫苗接种点，选择好日期与时间后，半分钟内就能收到确认短信，其中包括下一次注射的预约信息，时间正好相隔三周。

“就是这么简单，两分钟就搞定了，如果你想更换时间，也可以在网上更改。”科恩说，除了上网，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预约，对方会提供距离你最近的接种地点，只需简单确认即可。

庞大的接种规模也让以色列成为观测疫苗效果的绝佳样本。在辉瑞公司的三期试验中，56岁至85岁的受试者数量约为8700人；截至1月中旬，以色列为至少100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注射了疫苗，这一数据规模相当于试验人数的120倍。

这也让内塔尼亚胡与辉瑞公司有了更多议价空间，辉瑞公司答应每周运送数十万剂疫苗也是基于此——以色列向制药公司和世卫组织提供接种者部分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病史、接种疫苗后的副作用和效果。为了维护隐私，接种者的具体身份不会被提供。

以色列卫生部长埃德尔斯坦表示，“我们说服辉瑞，如果优先为我们供给疫苗，我们知道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接种——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签订了协议，告诉制药公司他们可以早早看到结果。”

以接种数据为交换让以色列和辉瑞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双赢，前者获得更多疫苗以稳步推进接种，后者则获得一个大规模的试点，若成效良好，其将能在全球赢得更多市场。

“以色列之所以能获得如今的接种成绩，得益于三点：足够的疫苗、高效的物流保障以及国民较高的接种意愿。”科恩总结称，“我们为此提前做了准备，购入尽可能多的疫苗，HMO则提供了预约接种的良好系统。”

以色列的地利与人和

财力雄厚且医疗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不在少数，却无一能追赶上以色列的步伐，因为后者还具备更多其他方面的优势。

人口和国土面积就是掣肘接种进度的两大因素，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或是人口规模庞大，或是边疆辽阔，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将疫苗运送至各地区，覆盖到尽可能多的人群。

而以色列人口约为930万，和中国武汉市大体相当，远低于其他国家的人口体量。与此同时，以色列老龄化程度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更低，65岁以上国民占总人口的12%左右，虽然老年人面对新冠病毒更为脆弱，但优先覆盖这一群体所需的疫苗数量也相对较少。

疫苗的存储与运输也是一大难题。辉瑞公司的疫苗有着极其严苛的储藏条件，需要在零下70度环境中才能长期保存，冷链物流难以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得到保证。

以色列本身疆域不大，比中国海南省还要更小一些，这使得运输距离不成为问题。为了更好地存储和分发疫苗，以色列将疫苗存储在主要机场附近的30个地下冰柜中，并将其重新包装为每个包裹100剂疫苗，再运送至全国400多个分发点。

英国的NHS（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也是全国性医疗保健提供者，但在疫苗分发上面临更大困难。除了地域更广、人口更多，英国的疫苗接种点也远远少于以色列，更多依赖医院和全科医生诊所为国民进行注射，难以像以色列的HMO实施大规模接种。

此外，英国的疫苗接种战略在地区一级实施，而不是通过全国性医疗保健计划进行，不同区域间的物流运输和组织能力差异也会对接种效率带来影响。

如科恩所说，民众的接种意愿也影响疫苗运动的成败。

一个现实是，国民对疫苗的信任度与国家发达程度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相关性。在不少国家，疫苗怀疑论大行其道。

世界经济论坛和益普索（Ipsos）今年1月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不同国家民众的接种疫苗意愿差异显著。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巴西、英国的接种意愿相对最高，达到86%，中国、墨西哥和意大利位居其次，也达到80%及以上。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处于70%至80%的区间内。

接种意愿相对较低的国家是法国、南非，分别为55%、51%，俄罗斯更低，不足半数的受访者表现出积极接种的意愿。

以色列的高接种率表明国民对疫苗更加信赖，但该国也同样存在抵触疫苗的群体。占据以色列21%人口的阿拉伯人对疫苗接受度较低，此外，受宗教文化影响，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即“哈雷迪”）尤其抗拒接种疫苗，他们屡屡违反防疫规定进行大规模聚集。在以色列的感染者中，大量人员来自这个群体。

为此，以色列政府在减轻疫苗恐惧上投入巨大，通过媒体、社交网络普及疫苗信息，监控反疫苗信息并迅速处理，内塔尼亚胡直播接种也是努力之一。为了让哈雷迪群体配合疫苗运动，以色列卫生部付出大量精力争取宗教领袖的支持，让他们号召信徒积极接种。

安天佑的直观感受是，疫情期间人们更加团结，很多阿拉伯医务工作者“和犹太人一起工作、一起抗疫”，大家同样为疫情祷告。

他身边几乎不存在反对疫苗的人。“拒绝疫苗的人还是少数，我只有在社交媒体上才会看到这些阴谋论。”安天佑说，“有些人会等别人先接种，过几个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自己再接种。”

“群体免疫尚难实现”

感染人数持续飙升的同时，以色列的接种行动已经初现曙光。

辉瑞疫苗95%的有效率建立于接种两剂的基础之上，但以色列两家HMO都发现，在接种一剂疫苗后，虽然接种者尚未得到全面保护，感染水平仍出现明显下降。

在一份早期报告中，Clalit将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20万60岁以上人群和未接种疫苗的20万人进行对比，发现在注射14至18天后，被接种者的感染可能性下降了33%。

Maccabi也在同期公布了结果，发现在给43万人注射了一剂疫苗的13至21天后，感染率下降约60%，但这一结果没有对照组，也没有针对特定年龄。

由于是初步结论，不少分析都对结果保持谨慎。1月25日，以色列卫生部和Maccabi公布了接种两剂疫苗后的结果，发现有效率极高。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接种了两剂疫苗的42.8万以色列人中，一周后只有63人感染，占总接种人数的0.014%。Maccabi的数据也释放了乐观信号，在接种了两剂疫苗的12.86万人中，一周后只有20人感染病毒，相当于样本量的0.01%。这两个结果都高出辉瑞公司此前给出的95%有效率。

科恩向《凤凰周刊》指出，虽然这是初步结果，但基于40余万人的数据是可信的，“我认为，接下来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内，我们将看到死亡率和重症病例的显著下降。”

然而，极高有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控制住了疫情。“目前来看，群体免疫难以实现。”科恩解释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后，疫苗能否遏制传染或发生其他事情。“但即便大流行不会结束，我们仍乐于见到死亡率和重症病例的减少。”

辉瑞公司的研究称，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对其疫苗所产生抗体的有效性影响很小。《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研究仍是初步的，且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人员也没有评估他们的实验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也被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专家指责称，疫苗接种运动没有覆盖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约500万巴勒斯坦人。根据以色列目前的接种计划，生活在该国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得到接种。

由于每天有数万名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境内工作，有传染病学者表示，巴勒斯坦疫情若无法得到控制，以色列也会持续受影响，更难实现群体免疫。

以色列官员表示，根据《奥斯陆协定》，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医疗由当地权力机构负责。安天佑则认为，巴勒斯坦有自己的卫生系统和预算，并非没有能力购买疫苗。“目前以色列公民尚未完全接种，首先应该考虑为持有以色列护照或身份证的人接种，等接种完成后再去考虑别的地区。现阶段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合理”。

另据《以色列时报》消息，以色列打算为巴勒斯坦的1000名医务人员提供疫苗。此外，俄罗斯研制的新冠疫苗在巴勒斯坦得到批准，俄方捐赠的疫苗将于近日送抵。

而在以色列，接种仍在快速进行中，按照目前的速度，所有16岁以上人群有望在3月底前完成接种。虽说群体免疫依旧遥远，以色列至少为全世界注入信心，他们迈出去多远，也昭示着短期内人类的自救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