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乃至世界抓狂的“特朗普时代”终于到头了。

随着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民主党人拜登胜选，白宫易主已然水到渠成。不过，特朗普打在美国身上的“烙印”太过深刻，尤其是如同怪兽一般的军工复合体在他的“培养皿”里得到迅猛生长，甚至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2020年12月初发布的报告，在刚刚结束的2020财年（截至2020年9月30日），美国对外军事技术装备出口总值达到1750亿美元，相比2019财年增长2.8%。卖军火可谓特朗普执政四年来做得最为亮眼的工作，也是帮助美国制造业摆脱困境的“一剂猛药”，但这究竟能不能算是“长效药”，尚难评价。

2018年7月23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美国制造产品展览时，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莲·休森和首席试飞员艾伦·诺曼在一架F-35战机前交谈。

军售领域手续简化、权力下放

根据DSCA报告，2020财年中，交易便捷的“直接商业销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DCS）占了大头，为美国政府赚取1243亿美元，相比上一财年多出96亿美元。而由政府出面的“对外军事销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FMS）约为508亿美元，相比2019财年降低46亿美元。

“在美国，任何武器和探测系统出口都必须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出口许可，这种许可少则几个月，多可以拖到两三年，导致采购客户必须在先期作业阶段就知道美国有哪些武器能卖、哪些不能，不能卖的就不放进规划中。”为印度空军完成C-17A运输机、AH-64E“阿帕奇卫士”武装直升机进口的一名美国波音公司销售代表透露。

据他介绍，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军售领域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手续简化、权力下放。2018年夏天，白宫正式修改1967年《武器出口控制法》，将技术出口控制清单缩减20%以上，授权企业直接与外国（或地区）政府进行有关常规武器出口的谈判。

“这种商售模式下，国务院和国防安全合作局只负责审查这项武器装备是不是政策允许出口的，其他概与政府无关。”上述销售代表说。

销售模式的改变让国防安全合作局实施项目管理时收取的佣金有所流失。在FMS模式中，购买方不用直接与厂商打交道，好处是有美国政府“背书”，能够防范政治风险带来的冲击。2020财年由其达成的约508亿美元中，涵盖大部分大型国防产品，其中447.9亿美元的武器出口到伙伴国家，33亿美元是对外军事援助项目（FMF），美国国防部第10条款资助项目26.9亿美元，用于训练和武器装备项目。

尽管商售活动变得更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安全合作局乃至五角大楼的角色就不再重要了。根据FMS三年滚动平均值评估的数据，2017-2019财年平均510亿美元，2018-2020财年平均540亿美元，总体增长迹象让人满意。美国认为，三年平均值是整体增长或下降是评估对外军售的最佳指标，显示的是一个财年末或下一个财政年度初的销售情况。

据俄罗斯《侧面》周刊披露，以美国军品出口最大宗的亚洲为例，美国国防部主管对外军售事务的“军售办公室”（FMS office）在特朗普时代细分为中近东区、南亚区和东亚区，业绩最好的是东亚区。2020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了68项大型军售合约，东亚是其中军备需求最高的区域，有25个国家和地区向美国提出军购请求，其次是欧洲和中东。

一般说来，客户向美国采购武器“愈早愈难”，一项装备刚出来时一定是美军先用，接着卖给北约和日本等，再下来是其他盟友或伙伴，层次分得非常清楚。但关于哪些客户申购哪些武器的审查标准并不会公示出来，只有军售办公室的第一线科员才知道。

在特朗普时期，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甚至越南等客户都从各种角度与军售办公室东亚区办事人接触，弄清美国能开放哪些武器出口，他们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美国正从过去“你想要，我不卖”变成“我想卖，你没钱买”，办公室人员的主要职能也逐步从管理过渡到服务。

“最典型的变化是，台湾代表得到全套的美国AN/ALQ-131、AN/ALQ-184、AN/ALQ-211三型机载电子战吊舱资料，目的是促成台湾尽快在升级后的F-16V战斗机上应用，说明美国军界和商界都对达成这门生意表现出急迫性。”日本《军事研究》主笔田中三郎分析说。

利用“价格杠杆”刺激客户下单

美国所出售的武器当中，最成功的当数新时代的“世界战斗机”F-35。2020财年中，美国批准向波兰、希腊、瑞士、阿联酋、日本出口超过200架F-35，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将有至少17个国家会装备F-35。

在美国所有军售对象中，日本是最大单一客户，其向美国提出了279亿美元的军购请求。有意思的是，日本已经建好了一整条F-35生产线，但仍向美国购买了105架F-35。

另外，美国2020年还与中国台湾地区达成约52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包括M1A2T坦克、爱国者-3防空系统升级、MQ-9B死神无人机、HIMARS火箭炮系统以及“鱼叉”反舰导弹。

为促进销售，国防安全合作局与军火商巧妙联手，利用“价格杠杆”刺激潜在客户尽早下单，让生产线饱满运行。

田中三郎透露，美国军贸业务中，一件武器成本核算包括几个部分，使用不同方式去计算，得出的价格存在极大差距。不同用户所采购的内容也因弹药、附带装备、备料、技术转移、授权生产等差异产生价格落差。比如日本与韩国各自采购了约40架F-35A战斗机，由于前者要求在国内授权组装并生产部分零件，花费比后者高出约3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及原材料上涨，先进武器的价码通常十余年就会翻一倍，例如韩国在1992年向美国采购F-16C/D Block20战机的单位生产成本（含训练、后勤补保、弹药等）约为3800万美元，19年后当伊拉克采购性能差不多的F-16IQ时，单位生产成本已经突破1.2亿美元。

而当美国高官主动进行游说——如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蒂娜·凯达诺2018年出席新加坡航展，大大刺激了市场的购买欲望。正如特朗普所言，“只要同盟国提出请求，就能够马上从美国获得装备。”

特朗普致力于将对台军售常态化

所有对外军贸中，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当数美国对台军售了。

2017年6月29日，特朗普批准任内首批对台军售项目，包括标准SM-2舰空导弹、MK54轻型鱼雷、MK48 Mod6 AT重鱼雷、SLQ-32（V）3电子战系统改进、AGM154C联合防区外武器、AGM88B高速反辐射导弹、SRP搜索雷达后续维护等，它们都属于FMS模式，由国防安全合作局负责实施。与此同时，还有一笔MK41导弹垂直发射系统为DCS模式，两种模式的金额相比达到五比一。

在传统对台军售中，FMS模式占比一向偏高。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因素，许多在华业务重大的美国公司不愿冲到前面，即便接下台湾军火订单，也会千方百计撇清关系。最典型的当数美国波音，这家主营民品的公司在对台军售上的表现并不积极。

早在2010年2月一次采访中，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传播事务副总裁王玉奎就说：“对台军售是美国政府的决定，企业无法自行决定什么。”

从近十年来的对台军售看，早在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宣布一次性对台出售64亿美元武器装备，包括爱国者PAC-3防空反导系统、黑鹰直升机、鱼叉潜舰导弹及鱼鹰级扫雷舰等。尽管未含台湾持续求购的F-16C/D战斗机和柴油动力潜艇，但此次军售金额巨大，且有别于此前小规模零敲碎打的军售策略，转而进行“打包式”军售。

2011年9月，奥巴马政府再次宣布对台军售，协助台湾将其全部F-16A/B战斗机升级为F-16V版本，包括安装有源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等新式航电系统，金额达58.5亿美元，升级后综合性能与美军现役F-16C/D相当。

2015年12月，奥巴马政府第三次对台军售，包括两艘退役的佩里级护卫舰、舰载近防武器、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穿甲弹等约1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金额较前两次有所减少，但呈现出“小而精”的特征。至此，奥巴马政府共向台湾当局出售总价高达14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总额史无前例。

到了特朗普执政，美台双方早已承认维持两岸军力平衡根本不现实，美国所能做的是帮助台军构建“不对称”的抵消能力，即依托海岛环境，专注抗登陆、反封锁作战，重点提供陆基机动反舰巡航导弹、水雷和火箭炮。

例如，在联合制海方面，美方同意对台出售第二代UGM-84L鱼叉潜舰导弹，使台湾海军制海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在攻击性武器方面，特朗普第一轮对台军售中，最大突破莫过于销售56枚AGM-154联合防区外打击武器和50枚AGM-88B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这些导弹具有先发制人的战略能力，能对机场形成威慑，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武器。

2018年9月，特朗普宣布价值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F-16、C-130、F-5和IDF四款战斗机配件及维修服务，该军售被台湾称为“凤展专案”。2019年4月宣布的5亿美元军售，也是升级F-16A/B战机合同的一部分，包括人员培训、参加演习、教练弹射击和军事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表明美台双方军事合作与交流力度得到切实加强，美方在大力加强对台军的培训力度。2020年5月20日以来，特朗普已经连续三次发布对台军售消息。

相比奥巴马一揽子军售的方式，特朗普更致力于将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其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总额直到2020年胜选无望后才陡然剧增，前三年累计额较之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100多亿美元并不算多，但每年都会“开闸”，2020年更是发起过多次。他屡次降低军售敏感度，并向外界显示加强美台军事合作的态度。

销售模式上，特朗普团队也做出重大改变，呈现出官商并举、鼓励商售的新特点。

2018年4月，美国国务院对台签发“营销许可证”，允许美国公司以DCS模式向台湾潜艇制造商提供相关技术，这等于给军工企业提供了授权书，同意其直接与台湾当局交易。这是台湾宣布自制潜艇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在潜艇技术上放宽对台限制，为台湾既定的“潜舰国造”计划撑腰打气。

DCS的灵活性能确保美台之间进行更多隐秘、实质的军事合作。尤其是美国可能会满足台湾当局军事力量升级及军事战略调整的企图，在先进武器的开发和生产领域，如常规潜艇和高级教练机方面，对台进行秘密技术转移，或以DCS进行合作研发。

另据香港《亚太防务》披露，为了进一步捆绑台湾军工产业，美国在军售谈判中赋予台湾更多互惠协议，不仅有技术转移，让台湾得以生产部分零部件用来冲销采购货款，还包括协助台湾渔业发展到采购台湾商用芯片等等与军品不相干的业务，目的是紧紧拴牢台湾。

国防产业支撑美国经济繁荣

特朗普之所以发疯般推动军贸，归根结底与美国经济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指政府用干预手段对抗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从1860年南北战争至今，美国军工业经历了从国有兵工厂、国有兵工厂与私营企业并存、军工上市公司等发展阶段。尤其冷战至今，美国国有兵工厂逐渐式微，私营企业在资本作用下持续壮大，最终形成主宰性的军工复合体。

此外，美国军工企业证券化非常彻底，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基本掌握了主要军工企业的股权，他们通过在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控制高管薪酬、改革董事会等手段来参与企业治理。

以美国最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例，其最大股东是美洲基金，持股21.69%，其次是道富集团，持股15.81%，再次为资本研究管理公司，持股9.46%。这些大股东同时出现在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以及微软、亚马逊这类新兴科技企业的名单上。这些金融机构投资者的上层股东，又大多来自华尔街各金融财团。

美国政坛的一大特色是“政商旋转门”，意味着华尔街的很多人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政要，大批卸任的政府高层也会再次进入华尔街，或被各大军工集团任用。这种现象在特朗普上台后愈发显著。

作为在竞选时痛斥华尔街的地产大亨，执政之初的特朗普内阁竟有“3G内阁”（高盛、将军和亿万富翁）的“美誉”。比如，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迪娜·鲍威尔来自高盛集团，鲍威尔在小布什政府中就曾供职国务院，于2007年加入高盛成为合伙人及全球影响力投资负责人。2018年年初，鲍威尔离开特朗普团队后再度回归高盛集团。

华尔街历经几百年的沉浮重塑，造就了美国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也形成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与全球领先的军工企业间深度的资本融合。

而今，美国军工产业对国内经济的支撑作用无可取代。2017年1月，特朗普签署《13806号行政令》以评估美国国防产业，随后由国防部牵头于2018年9月发布了《评估和加强美国制造能力、国防工业基地和供应链弹性》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产业的经济规模占全美就业的9%、GDP的12%、出口的60%、专利数的55%及科技研发的70%，“支撑着美国的经济繁荣及全球竞争力”。

由此来说，无论白宫如何易主，特朗普对军工复合体的“垂青和扶植”都将继续塑造美国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特别是随着国际形势和战略需求的变化，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武器出口的数量规模、区域布局将出现较大激增，这也将给中国的安全形势带来不容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