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贵州福泉市一名女教师在当地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公开检讨，称自己于2020年11月9日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表示这是不文明行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全市人民道歉。其所属学校的副校长也在电视上公开道歉：“作为教育单位我们感到很惭愧。”据报道，这是当地对不文明行为开展联合执法的结果——公职人员若存在交通违规等不文明行为，除接受罚款外，还要在媒体上公开做检讨。

未料，此事在媒体和网络引发的热议，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电视道歉”，认为此行为是对该教师的人格权的公然侵犯。有媒体摘录了部分网友的评论：“就差游街示众了。”“骑车走人行道，何至谢罪全市？”“这跟游街有区别吗，罪不至此吧？杀人犯也没见浪费这么多公共资源。”“公然挑战法律底线，损害公民人格权！”“如此羞辱不是交规的问题，而是借机羞辱教师这个群体。文明之悲!”“形式主义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从这些评论可看到，民众对依法执法、依法行政的认知水平，显然要超过福泉市的某些政府官员。

从当地政府官网可查到《关于开展不文明行为“曝光”行动的通告》，曝光内容包括乱闯红灯、过马路不走斑马线、翻越护栏等行为，曝光方式则包括媒体曝光、广场大屏曝光、展板曝光等。通告还特别指出，若曝光对象是公职人员，除按规定进行处罚外，其不文明行为将一律抄告所在单位，对单位及个人进行“双问责”，并在单位“双创”年度考核中予以扣分。这种对公职人员罪加一等、连坐单位的处罚方式，显然也属于违法行政，不过是另一种权力任性，有违法治政府的精神。

“电视道歉”“电视认罪”就形式而言，就是现代版的“游街示众”，而其对人格权的侮辱损害、导致的负面影响，又远大于“游街示众”。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就发布通知重申：“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1992年，“两高一部”再发通知：“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虽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但“电视道歉”“电视认罪”显然属于一种“变相游街示众”。国家法律对罪犯尚且知道保护他们的人格权，何况对那些只是做出“在人行道骑车”这类不文明行为的普通人？

法律有惩罚人的功能，但没有羞辱人的权力。政府的行政处罚行为更是如此，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拟定相应的行政处罚条例，不能为了行政效果，就随意越界。一切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当事人的认知，而不是以毒攻毒式地报复。在人行道骑车，违反了交规，本应由交管部门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警告或处罚，当地文明办又有什么权力再施行其他惩罚措施？何况是带有羞辱性质的电视公开道歉？

目前的情形是，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或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只要事关公共利益和社会治理，似乎就有了随意规定各种稀奇古怪的处罚方式的正当性。这类“土皇帝”式的工作作风，很能体现权大于法的无知性和荒唐性。实际上，福泉市的这种处罚已涉嫌违法，轻的可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重则可追究其侮辱罪罪责。

奇怪的是，当地的立法与司法部门对这类部门违法，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违法而无人纠正，直到引发了舆情。当地有关部门敢如此轻视人格权，无非说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在一些官员眼中没有尊严和地位，甚至，只要能带来政绩，侮辱一些人的人格权，在这些官员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值得全社会警惕的事情——如果行政行为是以侵犯当事人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来彰显其处罚的威力，其实等于在社会中制造一种“非法恐怖”。这种“非法恐怖”要比在人行道骑车危害大得多，是全社会应真正杜绝的“不文明行为”。

中共十九大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已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政府部门守法，毫无疑问是法治社会的前提，如果政府在法律外还享有特权，可不接受立法的规制与约束，不接受司法与民众的监督，那么，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

在法治社会中，政府行为只有在法律的规范下运行，才具有正当性。任何以废弃法律的程序正义而实现的所谓公共目的，皆不能称之为正当目的。如果法律的程序正义无法得到保障，任何政府部门都可根据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制定规则，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民众乃至官员的大量合法权利都会受到侵害。这种僭越依法行政底线的行为，如果任其发展，会破坏整个社会和民众对法治的信仰。法治社会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如今，各地都在争创文明城市，而法治则可说是这一切文明的基础——文明城市首先需政府文明，其次才是市民的文明和社会的文明。决不能让政府部门的带头违法成为“创建”的举措，这样只会给城市文明造成更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