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老家枯坐五个月后，萨尔曼（Habibullah Salman）终于下了决心。他撇下还在产后恢复的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坐飞机回到了班加罗尔的建筑工地。

春天疫情封城后，他费尽百般周折回了家。原本想着，过两个月就能回来复工，没料到在家里闲了小半年，才等来了这份工作。尽管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一再承诺为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他还是没能在老家找到活计。萨尔曼等不了了，作为十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背井离乡是他唯一的选择。

萨尔曼和1800名工友在封城后被困在工地。

比哈尔邦位于印度北部的平原地带，有近1亿人口，是印度人口第三多的邦，也是人均收入最低的一个邦。除首府巴特那外，这里主要依赖农耕经济，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让它成为印度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地之一，为各大城市输送了约300万名农民工。

萨尔曼就是这300万人之一。两年前，他离开老家来到班加罗尔，和几乎所有的比哈尔老乡一样，在建筑工地上谋了一份工。他的老家在阿拉里亚县（Araria），在比哈尔邦也算得上是最穷苦落后的地区。在班加罗尔，他每个月能挣到快2万卢比（约合1815元人民币），工地还提供宿舍，因此攒下了不少钱寄回家。今年3月他计划月底回家，和妻子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但突如其来的“封国令”把他困在了班加罗尔，直到5月初才回到家。

根据印度政府给出的数据，封城后有230万农民工返回了比哈尔邦。眼看邦级议会选举将近，这几百万张选票让局势突增变数。比哈尔邦作为印人党的坚实票仓举足轻重，又是疫情后的第一次地方选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邦政府落空的承诺

封城之后，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声称，将为返乡农民工在本邦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他呼吁他们留下来，为比哈尔邦的发展做出贡献。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库马尔就与印人党结盟，并于2005年坐上首席部长之位执政至今。

决定回家时，萨尔曼没太把首席部长这番话当回事儿。他知道，谁都没法凭空变出工作来，他只想在危机时刻与家人在一起。最初疫情只在城市里传播，他想着回到家能安全点。

但在回家这一关上，邦政府让他大失所望。封城后，所有公共交通立即停摆，工地也停工了，他被困在10人一间的宿舍里，只能从手机看到初生女儿的照片。一个多月后，政府为农民工开设了火车专列，为了保持乘客间的距离，火车不能满载，票价则涨到了平时的三倍。萨尔曼听说，有的邦政府为返乡农民工付了车费，比哈尔邦不仅没有任何表示，在专列的接收批准上还慢吞吞的。

不得已，萨尔曼自己掏钱花了1200卢比买了火车票，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花了1000卢比在隔离中心待了21天，才拿到了回家的通行证——一张新冠检测阴性的证明。

他终于见到快两个月的女儿。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萨尔曼一家就发现，没了他的收入，一家人都要为温饱发愁。政府每个月只发放两公斤大米，没有任何其他援助。“一个十口之家怎么可能一个月凭两公斤米糊口呢？我们在三个月里就花光了积蓄，家里捉襟见肘。”萨尔曼对《凤凰周刊》说。

眼看疫情持续蔓延，他开始担心起来。家里只有不到半英亩（约2000平方米）土地，小麦已经种上了，眼下连农活也没得干。政府承诺的工作不见踪影，他迫切想要复工挣钱，只得托人打听外面的机会。

直到10月初，萨尔曼和另外三个朋友才接到班加罗尔包工头的通知，终于有活儿可干了。包工头还说，建筑商可以报销一半的机票。最后，萨尔曼花了8000卢比买了张机票，回到班加罗尔。

这份工作虽不尽如人意，但他很知足了。“私企工作没有任何保证，但我们别无选择。”萨尔曼说，他没回到之前的地方，但收入相差无几。比起之前的焊铁工，现在他焊接铝材，更轻松点儿。

谈起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萨尔曼满腹抱怨。“其他不少邦都会关心它的人民，但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在疫情时期的表现太让我们失望了。”据他说，比哈尔邦的选举投票将从10月28日持续到11月7日，自己因为离开家无法再投票，但他确信，家人也不会再支持执政的人民党联合派（JDU）及与之结盟的印人党。

“就业和农民工复工是地方选举中最主要的议题。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还知道了政府如何对待穆斯林。所以，我们会把他们（政府）投下台。”身为穆斯林的萨尔曼提到了最近的一则新闻——北方邦的一名穆斯林警察因未经许可留胡须而被停职，而执掌北方邦的同是来自印人党的政治家。“如果政府认为留胡须是一个危险信号，人们（在投票上）肯定会有强烈倾向。”

萨尔曼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的大环境感到焦虑，这股力量在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中制造恐慌，威胁着印度的世俗主义根基。比哈尔邦的穆斯林比例也显著高出其他邦，有17%的人口是穆斯林。

疫情下艰难的返工

萨尔曼的经历并不特别。很多比哈尔邦的农民工，都在过去半年经历了艰难返乡、无望失业、无奈复工的心路历程。

5月初的劳工专列才刚开了几天，邦政府受到建筑商的游说暂停了专列，劝说农民工在疫情中复工。萨尔曼和来自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等北部地区的1800名工人被留在了宿舍，大门被上锁，最后在媒体和NGO的帮助下才获得自由。工友里有人借钱回家，有人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没法上网登记，在火车站等了好几天。

拉文达（Ravindar Kumar）同样来自比哈尔邦。当初为了回家，他和一队老乡从郊区走了20公里到火车站，又在政府的收容所住了几天，才成功登记并坐上火车。

回家后，失业成了他最大的困扰。他没像其他人一样等着过完10月中旬的九夜节，便离乡返工。“当我们没钱吃下一顿饭时，怎么会考虑选举或节日？封锁一结束，我就回到了班加罗尔郊区。”拉文达告诉《凤凰周刊》。他目前在距班加罗尔约70公里的库尼加尔县纺织厂工作，工资比疫情前低了20％。

但这些疫情期间被迫返乡的农民工，在政府的政策层面几乎是隐形的。9月中旬的一次议会讨论上，联邦劳工部长承认，政府不掌握在封城后因徒步回家而遇难的农民工数字，因此也不会有补偿，对于疫情究竟让多少农民工失业，也没有统计数据。

毫无预兆的全国封锁令导致上万名农民工徒步回家，后续政策应对迟缓，承诺朝立夕改，在这场人为制造的危机中，印度政府的表现显然是不及格的。作为农民工大邦，比哈尔邦政府的表现尤让人愤怒。

总部位于美国的政策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分析了比哈尔邦政府针对农民工的数字现金转移援助计划，并强调，该项目现金援助不充足，且因为农民工没有智能手机等技术障碍，不仅没有让他们受益，还造成了更多麻烦。

“在严格封锁期间，人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访问政府网站。此外，银行账户须与Aadhaar卡（生物认证身份系统）关联才能接收款项。这虽然保证了准确性，但也有可能将有需要的人排除在外。”该智库指出，虽然印度政府近年来一直大力推行Aadhaar卡的普及，但仍有两千万以上的人没有Aadhaar卡，他们大多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无法获得任何援助。

莫迪核心票仓不保？

比哈尔邦位于印地语所主导的“圣牛带”，是印人党崛起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首席部长库马尔和印人党之间的权力博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比哈尔邦的政治走向。库马尔与印人党的关系可谓“爱恨交加”。在政治理念上，他与印人党南辕北辙，为了政治利益与之结盟，后来一度分道扬镳，但在印人党不断壮大时，二者又再度牵手。

库马尔所在的人民党联合派拥护社会主义，曾是更大的政治阵线人民党（Janata Party）的一部分。但由于内部产生分歧，几位领导人分道扬镳，分别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另一位社会主义领导人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Lalu Prasad Yadav）出走，在穆斯林和低种姓群体的支持下创立了民族人民党（RJD），亚达夫本人出身于“其他落后种姓”社区，在1990年代后期与国大党结盟。

人民党联合派则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路。它加入了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该联盟以右翼政治思想为主导，但要与民族人民党相对抗，人民党联合派只能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站在一边。

在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地方选举中，库马尔与印人党的联盟赢得了选举。正如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时的策略一样，库马尔在比哈尔邦打出的也是发展牌。比哈尔贫穷落后，人们期望也信任库马尔将带来改变，他在全国政坛崭露头角，先后任农业部长和铁道部长。

然而，这番政治前景受到了来自莫迪的威胁。因此，2013年6月莫迪升任印人党竞选委员会主席后，库马尔宣布与印人党解除关系。他还重申其世俗主义立场，并呼吁建立RSS-Mukth Bharat（意为“受困于右翼政治组织RSS的印度”）政治同盟。

2015年的比哈尔邦选举中，库马尔与民族人民党和其他四个左翼政党组成联盟，并三度连任首席部长。但在全国层面，库马尔在莫迪的阴影下黯然失色。2017年由于腐败和土地问题等多重指控，库马尔负面缠身，他只得再度与印人党联手，巩固在邦内的地位。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比哈尔邦选民对库马尔的支持有所下降，但仍然选择相信莫迪。即使邦政府的选举与莫迪没有直接关系，但为了赢得选票，人民党联合派在邦选举中大打莫迪牌，库马尔的形象反而被淡化了。

统治比哈尔邦15年后，库马尔在选民心中毁誉参半，他的长期执政让人们怨声载道。这次选举前，他强调说比哈尔的纺织、皮革、家具、丝绸和自行车制造行业有充足的机会，希望农民工留在本地，但这一诺言并未兑现。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比哈尔邦因为反对牛肉贸易而发动的袭击大幅增加，这也让库马尔遭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

印人党的全国性危机

在全国层面，印人党完成第一个任期后，执政策略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于在废钞、统一商品服务税等经济政策上的失败，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阶层都受到影响，在2019年的大选中，印人党干脆放弃了发展牌，只拿印度教神庙、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问题做文章。

但现在，宗教和民族问题都比不上失业问题重要。印度教民族主义让印人党赢得了大选，但也让它在地方选举中遭遇反噬。大选过后，印人党在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贾坎德邦的选举中连失三城，在中央邦选举中也是勉强保住权力。它在地方政治中的三大盟友——旁遮普邦的阿卡丽党（Akali Dal）、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湿婆军（Shiv Sena）和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都退出了执政联盟，并指责印人党不遵守规则而与其反目。

停工后等待发放救济餐的农民工。

而今，比哈尔邦迎来了印度疫情后的第一场选举。目前该邦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但在选举集会中，没人在乎社交距离，连戴口罩者也寥寥。对政府不满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支持目前由亚达夫的儿子特雅斯维（Tejaswi Yadav）领导的民族人民党。

与此同时，失业问题也困扰着选民。印度失业率创下40年来的最高点，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的一项调查显示，比哈尔邦4月和5月的失业率为46％，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9月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1.9％，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

特雅斯维成为了民众不满的获益者，他还得到达利特领导人和印度共产党的支持。来自印度共产党的学生领袖坎哈亚·库马尔（Kanhaiya Kumar）一直是印人党的反对者，他一再呼吁，“我们想在比哈尔邦阻断印人党，让它不能再以发展的名义挪用资金。我们的问题是失业、农民工和基础设施。”

印度政治分析家纳伦德拉·帕尼（Narendra Pani）向《凤凰周刊》评价说，虽然没有确切数字显示比哈尔邦有多少农民工重新返城工作，但人们明显对印人党和库马尔感到愤怒，农民工危机也肯定会削弱他们的票仓。毕竟，300万农民工背后意味着300万个家庭的选票。

印人党的最新策略是大打疫苗牌。印人党宣布，如果在比哈尔邦获胜，将免费为民众提供新冠疫苗。这种将健康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引起反对党的抨击。“如果比哈尔人不支持印人党，莫迪总理将拒绝为他们提供疫苗吗？这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一名国大党代表质问道。

对像萨尔曼和拉文达这样的农民工来说，这种承诺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对政府空口无凭的诺言感到麻木，眼下只有稳定的工作才是最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