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20年10月23日发表《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伤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中国内地的官方口径中，但凡提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港澳同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香港商人霍英东。他在战争期间积极运输物资，打破美国为首的国际封锁令，更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投资内地的港商第一人。他在2006年10月28日因淋巴癌去世，内地官方在讣告中定性他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更早前的2018年11月22日，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特意回忆当年参观霍英东投资并建设的中山温泉宾馆，惊叹宾馆软硬件是内地招待所无法相比的。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来自祖国大后方的支持，包括香港爱国同胞运输的物资，是他们强有力的保障。

现代战争是总体战，朝鲜战争也不例外，各种必备物资的输入与生产缺一不可。霍英东回忆往事时曾感叹：“决定冲破联合国对大陆的禁运，与大陆做生意，于我而言，纯粹是在商言商的行为，还谈不上是自觉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但事实上，我的商业行为，是对当时遭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支持。”

并不陌生的禁运

朝鲜半岛的战火在1950年6月25日点燃。战争一爆发，世人皆知道美国、苏联、中国卷入战争不可避免。美国6月27日宣布参战，中国军队则于10月19日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进入朝鲜。

当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取消所有已核准出口中国的特种许可证。紧接着在8月中旬，美国颁布《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9月14日，参议院通过法案，若有任何国家在战争期间不对苏东集团实行出口管制，美国将中断经济援助。随着志愿军与美军交战激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在一步步收紧，到了11月，商务部已经将管制的战略物资由600种增加到2100种。

12月2日，管制方针变得更加全面，美国商务部宣布“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红色中国。12月6日，商务部干脆宣布对朝鲜、中国大陆和港澳实行禁运，任何物资都不准过去。12月8日，《旧金山执行港口管制法令》生效，任何货物“经由美国口岸转达中国旅顺、大连、香港、澳门者，均须卸下，如要装运，必须特别许可”。12月16日，美国做出敌意更浓的行为，“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开往中国。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0号决议，对中国大陆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这一制裁持续到后来1953年停战协议落地。

中国大陆对封锁禁运并不陌生。早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和1947年，美国就实行过军火禁运。1949年6月1日，国民党军队撤离长江口的崇明岛；6月2日，解放军攻占华北重要港口青岛。就在这个6月，蒋介石下令关闭解放军占领区的所有港口，封锁解放军占领区的全部海岸线。国民党海军根本无力执行这样的任务，只能退而求其次，关闭长江口，只留下军舰巡弋和布水雷两种有效手段。

许多挂着欧美国家国旗的商船不以为意，照样闯关，遭国民党军舰炮击。1949年11月下旬，长江口，国民党海军丧心病狂到跟4艘英国驱逐舰对峙，禁止它们及其护航的商船队进入上海。双方火炮互相瞄准，形势紧张到差点擦枪走火。僵持3天后，一艘美国商船不顾一切要驶入长江口，被多发炮弹击中后勉力抵达上海，英国军舰和商船见状便撤退。

炮击美国商船并未引起外交纠纷，英国海军也被逼退，国民党海军顿时一扫大溃败带来的阴霾，如海盗般积极执行封锁令。对海军具体执行任务的官兵而言，拦截住违禁商船有个大好处，扣下全部货物，充作全舰人员的福利品。

最终，港英当局也出台一系列禁运法令，如《输出统制令》《对北朝鲜禁止输出令》《1950年输出管制法令》《1951年禁止出入口法令》《1952年禁止出入口补充法令》……被禁止的指定物品，发展到190种，分成13类，从战略物资到汽车、一般钢铁产品都有。具体如原子能物资及设备；炸药、军火、战争器材（包括飞机及引擎）；运输材料；石油产品、原油及提炼之石油产品，矿物油、石脑油及溶解剂；金属矿产及其制成品；电子设备；化学品；探测矿产及矿苗用化学品；制造硝酸用接触剂；化学及石油设备；橡胶及橡胶产品；机械设备及零件等等。

美国和英国处心积虑的封锁政策，闹出了流传一时的“鸭蛋”笑话。香港有腊鸭出口的传统，为让鸭子逃脱禁运网络，双方达成协议。时任港督亚历山大·葛量洪回忆：“条件是在孵蛋的时候，要有一位警察在场，他要为刚孵出来的小鸭在脚上烙上印，鸭子长成后再另加记号，这样才可以把鸭子宰掉，晒干运到美国。”

之前，内地从香港获得的最重要物资是石油，而美国商务部在1950年11月便将“石油及石油产品”列入战略物资正表。香港的禁运，会对中国内地正在全力服务于战争的经济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彼时的中国内地经济有太多短板。

霍英东做好准备迎接人生关键性挑战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霍家原籍广东番禺县。他家人口众多，他之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出生没多久就多了个妹妹。这个群体以打鱼或运货为生，以小木船为家，被称作疍家，不被政府入册，也不受陆地居民认可，算社会最底层。当时香港给人大体印象是个渔村，得等到大批人才和资本在抗战爆发后南下避难，香港才开始迅速大发展。

霍英东父亲继承祖业，祖父时代拥有自家的大风帆船，但到了父亲时代没了自家船，只好用租来的那艘舢板性质的帆船来往港澳之间运货。一家7口挤在小船上过日子，白天烧炉子做饭，晚上挤着睡觉，生活贫穷卑微。水上人家很少上岸，故全家人不穿鞋，霍英东6岁时仍没穿过鞋。他记得父亲在某年大年初一时，穿着妻子买来的新鞋上岸逛街，穿着鞋觉得浑身不自在，在小吃店吃米粉时干脆脱掉鞋子，光脚蹲在板凳上，父亲回家后才发现鞋子还留在小吃店。这成为他童年时全家一个欢乐谈资。

1930年8月的一个台风天，给这家人留下永难忘却的惨痛记忆。霍英东的两个哥哥随侧翻的小船掉入海中，被巨浪吞没。狂风暴雨袭来时，霍英东正在岸边抓生蚝，往自家船停泊海域跑去，目瞪口呆。港湾一片狼藉，披头散发的母亲抱着一根残橹在撕心裂肺哀嚎。经此一劫，本就患有淋巴癌的父亲很快卧病不起，几个月后去世。

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上岸流浪，进入贫民窟租床位。霍英东先进入免费的帆船同业学校，这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上学经常找不到船。两年后，他被敦梅小学一个专门照顾水上人家孩子的免费班考试录取。母亲起初借钱买缝纫机，靠缝补衣服营生，生意惨淡。

这个家庭在绝境中遇到了贵人——银行家林子丰，他出于同情心，给了霍母一份稳定的差事，让霍家家境从此好转。每隔几天有一艘货轮从越南装载煤炭过来，霍母负责把煤炭驳运到岸上。当时缺乏大码头，霍母成为承包商，她把单子派给有舢板的人，从中赚取佣金。霍母干活可靠，林子丰慢慢把更多的货运任务交给她。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考上皇仁书院。这是香港最早建立的官立中学，是港英培养殖民地官员与技术人员的学校，只有有钱人家子弟才进得去。至少证明在中学阶段，霍英东家境已经不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学校立即停课，校园被征用为英国陆军医院。日军进来后也征用了校园，随后改成难民营。失学少年霍英东，要在日军铁蹄下艰难谋生。熬到日军战败投降，母亲拿出靠驳运积攒的资金，与人合伙买了一艘小火轮，却被日军征用。

战争结束，霍英东和母亲卖掉战时开办的小杂货店，继续从事驳运，生活变安稳。霍英东在翻阅英文报纸时看到美国拍卖二战剩余物资，他从中赚到了一笔不小的钱。1948年，他买了一条机帆船，招募80个人一起去东沙岛采集可做中药的海人草。荒岛生活苦不堪言，霍英东在半年后到香港，合伙人因吸鸦片而私吞大部分货款，霍英东白忙一场。

功成名就后的霍英东回顾东沙岛经历并不后悔，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居然可以带着100个人在荒岛生活半年，他的意志和毅力已经磨炼得可以迎接任何挑战。机会来了，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代初，香港，一艘轻型货船上被装上火器。拍摄这张照片的伦敦《泰晤士报》摄影师哈里森·福尔曼在这张照片的附注中写到：“这应是向中共运送补给物资的快速货船”。

“我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于我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说我靠走私起家；二是说我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一些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刊载，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字，寥寥几句说我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他在《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一书里说，“这段经历，不仅是我的事业的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

冲破封锁线

霍英东的船队规模在当时首屈一指，麾下十几艘船总吨位超过1000吨，发动机来自他购买美军剩余物资。他指挥十几艘船、200多个员工，每天紧张忙碌工作。他将“指挥部”设在酒店里，为了躲避监视打扰还不停变换。

他们最初运送燃油和机油的油渣，一船油渣只能赚几百元，做一年也就赚到1万元。“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我所从事的货运生意获利甚微，真正赚钱是朝鲜战争的后两年。”他回忆说，“我那时卖给内地的物资，都是一些粗重的东西，比如铁板、胶管、汽油、五金用品，但是从来没有运输过军火。”

尽管是普通物资，但对当时的内地是雪中送炭。铁皮分白铁皮和黑铁皮，黑铁皮可以用来制造汽油桶，志愿军在战场上饱受汽油桶短缺之苦。黑铁皮的匮乏，将最终影响到志愿军油料供应。霍英东将每件1吨重的黑铁皮拆成10份，每份100公斤，他在几周内运输了几千吨。黑铁皮的装卸是最辛苦的，而运输费是按照货物价格一定的百分比来确定，运输黑铁皮是利润最低的。

按重量计算，黑铁皮在霍英东运货总量中排第一，橡胶和轮胎排第二。没有橡胶和轮胎，志愿军的卡车将无法动弹，后勤供应链将崩溃，前线部队也将得不到物资补给。霍英东运输的物资，对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功不可没。

包括霍英东在内的香港爱国商人运来的物资，对于国家层面战争机器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什么不正当之处，我问心无愧。”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朝鲜战争相关岁月。

最初，他运货到澳门，与南广公司对接，之后改成运到深圳蛇口。通常情况下，100万港元的货物送到大陆，运输方可以拿到20万，其中10万元算成本，用在租船、雇人、行贿各方上。

长远来看，他被港英政府列入黑名单，遭到种种明显不带善意的小动作，好在仅仅是小动作。港英政府部门如海关、工商署、政治部、水警等都是管理禁运政策的有关部门，具体人员都收到了霍英东的打点，他们将禁运看作捞钱的好机会。唯有皇家海军保持廉洁，绝不收贿赂，这颇让霍英东头疼。

整体而言，运货行动一直很顺利，但也发生过两次险情。霍英东麾下主力运输船“有智”号，绰号“黑猫”，1952年11月20日遭水警追捕，船在逃逸中被警方船舰撞沉。不仅损失全部五金货物，还死了两名船员，这算是霍英东唯一遭受的重大损失。

比起港英政府，海盗才是最可怕的。清末民初，珠三角海域有许多海盗，他们号称只比天小，因此得绰号“大天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们在混乱中获得众多武器，甚至拥有了重机枪和机关炮。普通运输船在机关炮面前没有抵抗力，霍英东便非常忌惮那些拥有机关炮重火力的“大天二”们。霍英东的另一次险情，就是1950年冬季遭遇澳门的“大天二”，货物被悉数劫走，他还被手枪顶住后脑勺。

这几年里，霍英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身体消瘦太多。他为此养成了一辈子沿用的作息习惯，白天吃很少食物，凌晨三四点钟睡觉前饱餐一顿，天快亮时才躺下，到八九点钟就起床工作。

“那时的我，有一种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挑战的英雄主义性格，我冲破政治禁运跟中国内地做生意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从事这种贸易，我比别人有条件，一来我早些年买卖过战时剩余物资，有这方面的门路和经验，二来我母亲当时还经营驳运生意，有自己的船，也有不少熟悉的船客。”霍英东在口述自传中说出真实情况，“与大陆通商，在当时是向联合国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事；但我顾不上这些，只要有钱赚，就要去搏一搏。”

当时的香港并非只有霍英东一人在给内地运输货物，许多人都在干这行并因此发财。“偷运群体”鱼龙混杂，自然也不乏奸商，他们将过期药、假药卖给内地。霍英东对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非常不屑。后来，诸多偷运者尽管赚到了钱，但又都在不良嗜好上挥霍一空，唯有霍英东以此作为第一桶金，继而向房地产进军，取得更大成功。

突破封锁是港澳同胞的共同心声

《新生晚报》在1961年精确评价了霍英东的崛起：“韩战发生，就是时势造英雄的时间。霍得友人资助，干其运输生涯，竟有过人之智慧与胆识，加上时来风送滕王阁，霍英东遂一帆风顺而大有所获，一时间，成了运输界之雄，崭露头角。假如他就此而满足，如今仍不过是小康之家，没有资格称之为发达人那类，而如今要列入发达人那类，就因为他有头脑。”

“有些事，我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白，因为若港府要彻底禁绝运货到大陆，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霍英东晚年依然没解开这个疑惑。事实上，港英当局和香港社会上下都反感美国的禁运政策。香港是自由港，一向遵循自由贸易原则，跟内地做生意很重要，禁运政策损害到太多群体的经济利益。

1951年5月，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直接在联合国大会上诉苦，禁运损害了香港经济，破坏了民生，甚至威胁社会稳定。“要是没有这些输入，我们不仅会饿死，如果没有了原料，我们且不能制出我们生存所系的出口品。”香港总商会1951年年报指出，“最近实施的管制不但违反了传统原则，而且对香港的转口贸易造成严重损害。”因此，港英当局对走私行为通常睁只眼闭只眼，只有皇家海军在严格执行。

“香港走私活动的猖獗，使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需物资获得充分接济，引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本港走私禁运物质活动频繁，部分竟然是在军警监视下进行。传言葛量洪本身虽无直接参与，但其美籍夫人则在本港银行存款膨胀，调查人员虽无证据证明其夫妇贪赃枉法，但是也有形迹可疑之处，遂把事实经国家渠道送至英廷，至此英国也无话可说，唯有换人让步。”《政治部回忆录：港英政府最神秘的部门》一书披露惊人事实，“葛量洪夫妇在离港当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目睹官方利用‘葛连夫人’号港英游艇搬运数十箱财帛货物回英。”

在多方努力下，内地对港澳之间形成了固定的交通线。在霍英东之外就有不少线路，譬如中山石岐到港澳之间。政府统筹安排私商收购农副产品、土特产、手工艺品，想方设法出口到港澳，赚到宝贵外汇，有时直接委托私商用外汇购买物资并运至内地，此乃“连锁贸易”和“易货贸易”。石岐外贸分局在有外汇结余时，将手中外汇批给私商，购进所需物资如五金、石油产品、军需物资等。外贸部门采取“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措施下，私商进出口业务发展迅速。从1950年底，石岐口岸进出口贸易金额达865.05万美金。石岐口岸获得的物资，在攻克海南岛和广西十万大山的作战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

霍英东与内地官方的正式接触，是在1961年秘密接触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不仅是新闻机构，也是北京在香港的代表。1962年，霍英东第一次来内地，他去广州找广东省工商联合会与中国五矿公司广东分公司洽谈海沙生意，广东方面同意采沙卖给霍英东的有荣公司，霍英东再将沙子运到香港卖给港府。

1964年，霍英东绕道澳门进内地，第一次去北京，参观国庆15周年典礼。身为香港观礼团一员，他见到了邓小平和长期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从此以后，他每年“十一”都会在北京参观庆典活动，更是频繁带领香港地产、工商、体育界人士去内地访问。1973年，他跟人合伙成立东方石油公司，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周恩来表彰港澳同胞为抗美援朝做贡献时说：“他们运物资，冲破美帝封锁，那个时候以此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啦。”廖承志在1980年代初说：“我给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帮忙是双向的，内地也在不断帮助港澳，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时期也是如此。1962年3月20日首发的751次快车，便是个典型。它专门运载外贸鲜活货物，从武汉到深圳除了中途加水不做停留，将行程压缩到两天，大大满足了港澳同胞吃新鲜食物的生活硬需求。内地随后又开通了郑州发车的753次、上海发车的755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1995年题词：“开好三趟快车，确保港澳供应，促进经济繁荣，同胞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