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除了生活、医疗卫生和经济上的困境，病毒还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至少在中期内加速了社会习惯的改变。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鲁·莱瑟姆认为，瘟疫流行往往会从三个方面改造人类社会习惯：首先，可以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基本世界观；其次，可以改变基本经济结构；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国家之间的角力。

安东尼瘟疫和塞浦路斯大瘟疫：变罗马为基督教国家

现代科学认为，安东尼瘟疫和后来的塞浦路斯大瘟疫是由天花病毒引发的。公元165年到262年间，罗马帝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两次大流行的死亡率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这场灾难的最大影响在于，引发了罗马帝国宗教文化的深刻变革。

在安东尼瘟疫前夕，罗马帝国绝大多数人都崇拜多个神灵，认为河流、树木、田野、建筑都有各自的神灵。基督教只有4万名信徒，不超过帝国人口的0.07%。然而，在塞浦路斯大瘟疫结束后的一代人中，基督教徒成为主流。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书中指出，这两次大流行使基督教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宗教信仰体系。

虽然这种流行病无法治愈，但基本的姑息疗法（例如提供食物和水）依然可以促使那些太过虚弱而无法自理的患者逐渐康复。莱瑟姆说：“在基督教倡导的与人为善信条的鼓舞下，以及在基督教会建立的社会和慈善网络的推动下，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团体自愿承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与之相反，异教徒则选择了逃离疫区，只想着独善其身。于是这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基督教徒虽然饱受瘟疫蹂躏，却比异教徒的存活率更高，并迅速发展出更强的免疫力。由于这两场瘟疫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年轻妇女和孕妇，因此基督教徒较低的死亡率就转化为较高的出生率。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过去基本上属于异教国家的罗马帝国走上了成为基督教国家的道路。

查士丁尼瘟疫：

埋下封建主义种子

莱瑟姆认为，另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流行就是查士丁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公元527年至565年之间在位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名号命名。瘟疫持续蔓延了两个世纪，导致全球大约25%至50%的人口死亡。莱瑟姆表示，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导致经济陷入瘫痪。

描绘1347年欧洲黑死病暴发的版画。

东罗马帝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波斯帝国也惨遭瘟疫侵袭，因此无法利用东罗马帝国的弱点将其一举击破。然而，一直受到罗马人和波斯人牵制的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瘟疫太大的影响。阿拉伯帝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阿拉伯军队很快就征服了一切，把衰弱的东罗马帝国在黎凡特、高加索、埃及和北非的领土全部据为己有。

在这场大流行之前，地中海世界的贸易、政治、宗教、文化都相对统一。当时的局面是三种文明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地中海东部和南部盆地的伊斯兰文明；地中海东北部的希腊文明；地中海西部和北海之间的欧洲文明。

瘟疫之前，欧洲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瘟疫过后，奴隶的供应量大幅减少，迫使地主不得不开始把土地分给“自由”劳动者，即在奴隶主的田地里干活的农奴。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奴隶主那里得到军事保护和某些合法权利。莱瑟姆指出，封建主义的种子就这样被埋在了地下，随后生根发芽。

欧洲黑死病：催生中产阶层

1347年欧洲暴发黑死病，随后占欧洲8000万总人口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瘟疫。当1350年代初大流行其后逐渐消失后，一个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新世界出现了，其最主要特征就是自由劳动力、技术革命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

莱瑟姆指出，在1347年鼠疫耶尔森氏菌到来之前，西欧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封建社会。劳动力价格低廉，农民没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此多生命的逝去震撼了一个陷入停滞的社会。劳动力的短缺给了农民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在农业经济方面，劳动力短缺也带动了新技术和现有技术的广泛使用：铁犁、三田轮作制和施肥技术。农业领域之外，劳动力短缺还催生了旨在节约时间和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如印刷机、采矿水泵和火药武器等。

反过来，从封建制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之后，很多农民带着挤进社会上层的愿望走进城市，开始从事手工业和贸易活动。他们当中的成功人士变得更加富有，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随着该群体财富的增多，也刺激了他们对艺术、科学、文学和哲学的投资。其结果就是文化和知识创造力的大爆发：文艺复兴。

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加速国家间权力平衡中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莱瑟姆指出，在疫情期间，中国在全球率先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援助。有人认为，美国未能在这场疫情中成为领袖，而中国相对成功地扮演了接班人的角色，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很可能推动中国上升到全球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