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促使部分国家考虑将供应链撤出中国，以免过分依赖中国。但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中国“脱钩”可能并无助于企业纾缓风险。

该研究由中大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联合进行，探讨供应链活动如何在新冠疫情的不同阶段反映于信贷风险当中。研究团队特别研究了信贷违约掉期（CDS）的利差，以及这种可以对冲信贷风险的金融工具与中美供应链联系的关系。该研究主要探讨新冠疫情两个阶段的CDS数据：第一阶段是1月31日至2月29日，当时中国处于经济停顿；第二阶段是3月1日至4月6日，当时中国正重启经济。

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大商学院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表示，通过探讨疫情的两个阶段，发现供应链的中断与恢复，对美国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信贷风险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停顿导致供应链中断，因而令信贷风险增加；经济重启令供应链活动恢复，推动信贷风险降低。这对经济的影响幅度是显著的，在经济中断期间令CDS利差上升6%至7%；而经济重启令供应链活动恢复时，则令信贷风险改善16%至29%。

研究结果还指出，中国供应链活动恢复对改善信贷风险的影响十分显著，超过疫情在中国蔓延令供应链中断时的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在中国疫情的第二阶段中，即使供应链活动恢复时，与家庭需求密切相关的行业（例如电子产品和消费品）也并未像其他行业般受惠。原因是美国家庭需求低迷，因此中国供应链活动恢复也未能降低这些行业的信贷风险。

根据研究结果，供应链活动的中断和恢复直接影响到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CDS利差在供应链中断期间增加，并随着供应链恢复而回落。然而，拥有中国客户的美国企业却另有一番景象。疫情第二阶段时，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中国家庭需求增加，对于服务中国客户的美国企业来说，消费品行业CDS的利差大幅降低。“由于这段是美国经济停顿的时期，对拥有中国客户的美国企业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实在是有利。”吴靖解释。

至于其他行业，当中国经济重启时，与中国客户合作的油气行业也降低了信贷风险。就企业特性而言，研究人员发现，在疫情蔓延期间，坐拥更丰厚现金和更多增长机会的投资级企业受供应链中断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