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长假的最后一天，10月8日晚7时，瑞典文学院宣布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奖理由是“因为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声音，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

诗人万之从瑞典发回的报道称，这“又爆出一个大大的冷门”，“演播室里的主播和嘉宾面面相觑，也显出几分尴尬，一时冷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事先猜中这位女诗人。有的嘉宾甚至没有读过这个女诗人的诗歌，支支吾吾，无法参与讨论”。

万之随后介绍道，格丽克今年获得了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奖，只是因疫情未能来瑞典领奖。在我看来，能得到这个用瑞典诺奖诗人命名的诗歌奖，至少说明格丽克在瑞典文学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位出生于1943年的诗人，在长达60多年的写作中，著有12本诗集，是第十二届美国桂冠诗人，获过各种诗歌奖项，如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国家图书奖、《纽约客》诗歌图书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国际笔会玛莎·阿布朗德非虚构文学奖等。从这个简历，我们大致能看出格丽克获诺奖算不上爆冷门，认为她爆冷门的诗人，或因为诗歌趣味不同，或是未能完全理解格丽克作品的深意。虽然诺奖只是一种评价体系，但这一评价体系在当下无疑是有一定权威的。

当晚7点多，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接到电话，得知露易丝·格丽克获奖了。去年武汉诗人刘洁岷曾向我推荐了她的诗，读过她的诗集《月光的合金》，印象深刻。因职业原因，我对诗坛消息关注得并不多，但是连我对她的诗都有很深的记忆，同样表明她的获奖并非冷门。

在苦难深处冒险的诗人

我们无法知道诺奖评委评审的内幕，但我在重读了她的诗集后，仍然认为，在疫病大流行的今天，她的获奖是极具深意的。确如她在中国的译者柳向阳所言，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诗作虽关涉生、死、爱、性，但死亡一直是她诗歌的核心主题。

她的有些诗，描摹的似乎就是疫情后的世界。在《金百合》中，她写道：“当我意识到/此刻我就要死去，知道/我将不再开口讲话，不再/存活于世，不再/从这儿被召唤，再不是/一朵花，只是一根刺，阴冷的污泥/抓住我的肋骨，我呼唤你，/父啊主啊：你看周围，/我的同伴们在凋零，以为/你没有看见。他们/怎么能知道你看见了/如果你不救我们？”

在另一首诗里，她写道：“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每天，在殡仪馆，都产生新的寡妇，/新的孤儿。他们坐着，双手交叠，/试图对新的生活拿定主意……”

很难想象，在中产阶级趣味主导当代美国诗坛的今天，还能诞生这样的诗人。她是一位能让人感受到生命之痛、生存之重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代美国已越来越少，这大概是她赢得不少中国诗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9个多月的疫情，正在让我们过去理解的现代生活出现断裂，大量过去的理念已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都在重新寻找和锻造新的思维方式和新观念来理解当下发生的一切，格丽克的诗无疑给读者理解现实，提供了一个入口。

数百天来，我们看到了太多卡夫卡式的困境。一粒病毒的爆炸，它如此小，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对人类带来的伤害却远超一枚核弹，从目前看，它的威胁还遥遥无期。它让一座座华丽的城市，一夜间变得如废墟一般寂静；它让人们主动避开大部分的公共空间，放弃集会与社交；它让一个省份或一个国家的人成为病毒的人质，被某些人排斥、躲避。这粒病毒在爆炸的过程中，还找到了同盟军。这支同盟军，故意隐藏病毒蔓延的消息，阻止人们对病毒有更深的思考。它更愿意看到人们在恐惧中，选择麻木或遗忘。确实，这与多数人的期待也是暗合的。因为你对病毒认知得越深，承受的苦痛与绝望也会越多。如格丽克在《哀悼》一诗中写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知道。他又奄奄一息，/世界也是这样。我的余生奄奄一息，/我相信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格丽克的诗中写道：“世界/曾经是完整的，因为/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我们才知道它原来的样子。”确实，在疫病暴发之后，我们落入了一个做梦也难以梦到的古怪处境：活的前提，是放弃一切生活的可能性。除了活，其他都不重要。死也只是死，那些在疫区死去的人，甚至丧失了人类死亡的基本尊严，没有亲人送别，没有属于灵魂的仪式。死的潦草，凸显出活的了无生趣。

然而，时间正让人们对苦难变得麻木，所以我们需要格丽克这样的诗人，需要诗人不断地向我们指出生存的真相。这些诗是诗人在1990年代写的，但我们读起来好像说的就是眼前的现实。诗人不是预言家，但诗人往往会从当下事物中，发现那些人们在未来才能明白的东西。诗人对苦难提问，她问得如此执着，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诗在某些情形下，只有真实地面对苦难去思考，才是有效的，这苦难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它们本质是一样的。苦难不仅使思考有效，也让思考变得深入而复杂，让诗进入它未曾进入的领域。格丽克在《国王的寓言》质问道：“无论/前方是什么，为什么必须如此炫目？有谁能已经知道/那不是通常的太阳/而是火焰，正升起在一个/即将灭绝的世界之上？”在疫病肆虐的当下，我相信很多人也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1968年5月24日，纽约，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微笑着向观众朗读她的作品。

法国著名诗人兰波说过，必须放纵官能，这种放纵并非指纵欲，而是指时刻要去体验那些极端的事件或情感，爱、死亡、苦难、疯狂，这或许像是酷刑，但格丽克正是这样一位诗人，她先是因为年轻时的精神疾病，其后她开始主动抵达生命的未知，所以她一直在承受这样的极端体验，去挖掘、发现自己灵魂和世界中那些未知的疆土。如何表达一颗满是创伤的心灵，如何认知受难者的哲学，如何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成为先驱，几乎成为所有有良知的诗人所思考的，格丽克也在诗中说道：“我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过/生与死，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人的思想总是厌于思考苦难，就像鲜活的肉本厌于死亡一样，但格丽克为了呈现这些证据，自愿隐身于人类这些最幽暗的角落，直到与所隐身处合而为一，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这样向我们走出来。也因这种执着，她的诗传达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死亡某些最隐秘的关联。

向人类之外寻求支援

格丽克的诗集中，我最喜爱的是她1992年的《野鸢尾》，这也是她最奇特的一部诗集，以一个园丁与神对话的方式展开了她的写作，其中有请求，有质疑，有祷告，也有拟神的话语。诗集中名为《晨祷》的有7首，名为《晚祷》的有10首，数十首诗构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据说诗集出版后，她收到过宗教人士的信，请她少写关于神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并不是按照教义在阐释神，而是与神平等对话，有时是神的朋友，有时甚至会化身为神，在宗教界人士看来，这显然有渎神嫌疑。在有宗教氛围的美国，格丽克的这种行为也算一种精神冒险。

在《紫罗兰》中，格丽克与神的对话：“我们并不悲伤/当你悲伤，亲爱的/痛苦的主啊；你/并不比我们/更迷失，……/以你所有的伟大，却丝毫/不了解灵魂的本性——/它从不会死亡：可怜的悲伤的神，/你要么从未有过灵魂，要么从未失去过灵魂。”

在一首《晚祷》中她质疑道：“我怀疑/你的慈悲，按我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你并不区分/死者与生者。你因此/对征兆无动于衷，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承受了多大的恐惧……”

确实，当人的苦难无法停止时，时间便停止了。就像我们这次在疫情中所感受到的，它让时间成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当下。苦难让人失去了时间，也失去了世界。诗人在苦难中忍受纯粹的时间，没有事件、没有计划，也看不到可能性的时间，一种无限的、必须每时每刻忍受的空无的永恒性。我们丧失了自身，丧失了那个在正常世界中的“我”，丧失了那个曾让我们安心的世界。神似乎是悲剧的中心，但苦难又移除了神，好像他也不在场，让我们在当下沉入了比死亡还要巨大的空无，比暗无天日的牢房还要黑暗的日子。现实在今天似乎只变成了两个词：苦难与等待，我们只能在苦难中等待，一场无所期待的等待。

当一个人觉得自我的可能性与生活的限制构成强烈冲突时，向宗教、向宗教哲学求援，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这正是格丽克在《野鸢尾》中所试图做的。当生存不再向理性和知性开放，你时刻会感到来自荒谬的威胁，如格丽克在开篇诗中所言：“当知觉/埋在黑暗的泥土里，/幸存也令人恐怖。”于是，诗人在向人类自身之外寻找支援，只有这样才能把秩序重新带入自我，让生存摆脱紊乱和苦难。宗教中，有一个献身的理念，这种献身是指向未来的，它意味着扩展自我的可能性，它意味着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把自我引向一种重大的可能性，人生其他的可能性都将从属于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格丽克正是通过这种献身，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格丽克写道：“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信仰可以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相信，它还是一种生存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了献身。

格丽克的这些诗，把人引向神，引向一切未知的世界。在诗人看来，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永存于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只有不断地发现，这些尊严与自由才能存在。宗教让我们相信一个未知的世界，而诗是在创造和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正是格丽克在《野鸢尾》中所做的，它向原始与未知敞开，但它又不是我们常见的宗教诗。其他学科是所有科学家一起发现一个世界，只有诗人，凭一己之力，往往就能发现和创造一个世界。

格丽克在诗中代替神警示人类：“如果你所恐惧于死亡的/是比这更大的惩罚，那你不需要/恐惧死亡：/多少次我必须毁掉我自己的创造物/来教导你/这是你的惩罚：”“当我造你们的时候，我爱你们。/如今我怜悯你们。……/我给了你们每一样礼物，/春天早晨的蓝，/你们不知道怎么用的时间——/你们还想要，那个/为另一种造物保留的礼物。”“你们怎么能理解我，当你不能理解你们自己？你们的记忆没有足够强大……永远别忘了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受难不是因为你们相互触摸/而是因为你们出生，/因为你们要求生命/与我分开。”这些诗句如此直白，就像来自神的告诫。柏拉图认为诗人是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需神力才能完成他们优秀的作品。神在通过诗人向人说话，说的也是神的诏语，从《野鸢尾》中，我看到了这种征兆。疫情蔓延的当下，诺奖评委大概也希望读者从格丽克诗中获得自己的启示。

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生病、折损肢体或丧失了什么，可看作宇宙的本性给他开的药方。这药方带来的或许不是健康，但却是与他命运相适应的事情，他将因此走上适合他的道路，这药方会让宇宙整体变得健康。神带给人的，一定是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否则就不会带给人。奥勒留在位近20年，经历了瘟疫、地震、战乱等诸多灾难，他说出了这样的体悟。如果换一种视角看，新冠病毒何尝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通牒，让这个世界疯狂的脚步再慢一些。于是，病毒按下了暂停键。如今的政客不会有这样的认知，有，也不敢说出。哪怕灾难已成必然，他们也恐惧面对这必然，他们恐惧的是权力的丧失。这恐惧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灾难的盟友。

尼采说，诗人骨子里始终而必然是遗民，是面孔朝后的生灵，是人们通向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格丽克大量的诗，都像从那过去时代发出的一束光，却让当下呈现出新的色彩，这光可能是已消逝的宗教和文化，有《圣经》世界，有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也可能是那曾经苦难的印象。格丽克如此做，决不是像尼采说的为了使人生变得更轻松，而是让人们对当下的苦难有更真切、更全面的认知。格丽克的诗或许并没有指出那些苦难的源头，但它却能让人们更深理解了当下的苦难，并着手移除它。

2020年10月8日，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内，露易丝·格丽克的主要作品在颁奖典礼上展出。

眼下发生的一切，是人类的一次极限体验，也是每个人的一次极限体验，每个诗人的极限体验。这疫病就像一道持久的闪电，照亮了这世界中一些我们不曾意识到的秘密。我们发现的不确定性，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复杂，我们曾画地自限地生活，如今那晦暗的地域显现出来，皆成神启。对渴望看见的人来说，它就是光。无论你有否染上病毒，你都在这次爆炸中被改变、被影响。你期望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但你今天看到太阳，已与过去不同；你今天写下同样的文字和诗，但含义已发生变化。你如果愿意沉浸于这苦难深处，你就能抵达你精神的某种极限。这场世界性的大瘟疫将改变所有人，改变这个世界的哲学，改变这个世界的诗歌与艺术，改变人们的心灵，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受难将成为一个迫切而永恒的主题，这就是格丽克给当代人的启示。

无可辩驳的诗意

在格丽克的诗中，她始终对那些我们都熟悉的事物，一直保持着某种惊奇，像对世界的某种意外感受。这种惊奇感，只有在极深的孤独中才能体会到。从格丽克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到，自她16岁患厌食症开始，她似乎一直活在这种精神的孤独中。于是，格丽克让诗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的本性、全部的身心，成为整个灵魂自发的喷涌，这是一个诗人的最重要的特征。能做到这点的诗人不多。要成为一个诗人，这是首要的，她完全敞开自己，如惠特曼所言“完全地个性坦白”。但这自己，却不是一个浸透于俗世的自己，而是一个永远站在万物的根部、从最初人类诞生时就已存在的自己。只有当一个诗人时刻都能感受到这个自己的存在时，一个优秀的诗人就诞生了。

海德格尔说要“把思带入一种与诗的对话之中”，这里的“诗”显然不是指理性，而是一种未曾显明的世界，一个神秘而未知的世界，它可以是上帝与神，但它也可能是另一种未知的沃土。格丽克后期的诗作，一直在试图进入这样一个未曾显明的世界，这是她比很多诗人高明的地方，这也是一条极难行走的道路。这也是诺奖评委所说的“无可辩驳的诗意”所在。这其实也是人们对现代诗性所达成的共识：在一切学科中，在人类现实中，在生命中，诗都代表了不可能，代表了“否”的那一端。如果所有的一切为“是”的话，诗就是那个“否”。它排除了一切“知”，逻辑、推理、观念，但又是全部的“知”。别的学科如果是道路的话，诗就是一切道路的米字形路口，它融汇了一切，知识、现实、想象、情感和爱。它是从所有已知部分的一次越狱与逃跑，带着生命的所有热望。

从格丽克的诗，我们会发现，诗人是凭着那不认识或不可能认知的，而认知了一切，她认同一些事物中神秘的部分，其他事物的真相就因此显现出来。这个逻辑，理性者永远不会懂。它展示的是属于生命彩虹的那稍纵即逝的片刻。那片刻，你抵达了生命的最核心部分。在这片刻中，你让自己的心灵停下来，变得安静，体会到一切平凡事物中的不凡部分，那是生命和现实的另一张面孔。诗是诗人全部生命与现实的融合，是神圣而庄严的一刻，只在那片刻，它们完整地融合了，这融合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所以诗在当代，总是在一切学科不可能行进的地方行进，它是它们在瞬间的绽放，也是它们最生动的表情。它也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与科学或哲学所言及的理性完全不同，它是生命与一切自然最深处的理性，或许这种理性还未被人类清晰地表达，所以在某些人的理解中，就成了非理性。格丽克对人类、对生死的追问，往往是形而上的，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追问不同，对普通人来说甚至是难以认知的，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追问，诗性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产生的。

如果按照科学的观点看，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东西是无意义的，也就是无用的。但无用，恰恰是诗所需要的，因它超越了一切日常世界。诗的目的，就是把语言从“有用”中解放出来，所以无用既是构成诗的要件，也成为诗最重要的力量。无用，使诗保持了一种生命般的自足。诗创造自身，它只有自身。它自身的含义是它存在的所有目的。它更像生命本身的运动，目的是创造出另一个生命体。就如同一朵花儿一棵草儿，如同一只蚊子一座荒原，如同万事万物的生命，可以什么也不证实，就这么存在着，没有目的。无用，使诗保持了一种生命般的自足。它不是绝对现实，却比绝对现实更为长久。

我们所说的世界黑夜时代，不只是指诸神的消逝与神性之光的熄灭，而是因此一扇庞大的非理性世界之门，对人类关上了，沉浸在此的人，或被认为疯狂，或被认为愚昧。人们只能向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求援。对诗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贫困时代”。所谓诗人的酒神精神，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可直达真理的、狂欢性质的非理性思维。道说神圣，也即道说混沌，道说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终有一死的人抵达的是虚无的深渊，生命除了从现世获得荣耀外，再没有别的方式获得安慰。这种贫困，是让格丽克这类诗人所无法忍受的，也成为她在诗中一直追问的问题。

诗人总是在黑暗中寻找、确认自由和神迹的人。只有在生死攸关处，才能发现拯救的意义。在根基崩溃处冒险，在死亡和苦难的深处冒险，或许才能发现生之真相。心灵中总有一片区域是内在的、不可见的，那是格丽克最渴望深入的冒险之地。神灵与人类，无限与死亡，眼泪和星星，她脚上带着尘土，却在天空中飞，这就是我认识的露易丝·格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