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雕像:远去的历史面孔
2020/09/05 | 作者 张猛 | 收藏本文
摘要:以工农兵形象为代表的纪念性雕塑,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大放异彩。
修缮后的南京长江大桥,在2018年5月露出真容,同时被揭去“面纱”的还有两侧桥头堡上的“工农兵学商”混凝土群像。与此前的灰白色外观不同,修复之后的雕像呈现出淡红的“肉色”,给人栩栩如生的观感。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甚至认为,这是工农兵雕塑“与时俱进”的体现。
不过,在今天各种表现抽象理念为主旨的城市雕塑群落中间,“工农兵”雕塑的存在感非常弱,更谈不上“与时俱进”。如今,那些斑驳的工农兵雕像已经几乎绝迹,作为群像的“工农兵”对年轻人来说,早已经成为政治课本上的一个历史概念,淡出了大众视野。
中国近现代雕塑的发展历史上,以工农兵形象为代表的纪念性雕塑,曾经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大放异彩。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各大电影制片厂的片头雕塑,它们构成了1949年后数代人共同的观影记忆。
如早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黑白片头:站在正中的女农民将麦穗举过头顶,个子最高的工人伸手指向前方,而女农民另一侧的解放军战士一手握拳放在前胸,另一只手握着步枪甩到身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三人群像人物外形相似,但气势更为壮观,这主要得益于三人前后排列,工人怀中抱着一本书,而解放军的披风随风扬起。1960、1970年代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也都大同小异,增加了红旗、探照灯等细节突出这三个形象的身份特征。
尽管这些电影制片厂后来数次更换片头,但不得不承认,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简洁有力的“工农兵”造型。以至于2010年,由长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7家单位联合成立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再次选用“工农兵”形象作为商标。201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也邀请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制作“工农兵”雕像,以突出该厂的“平民情怀”。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纪念性雕塑在中国已经退出了视觉审美的主潮,但偶尔又跳到大众视野中来,从而使旧有的政治话语不断与时代发生勾连,丰富它自身的表意功能。
溯源纪念性雕塑:旧苏联的“新新人类”
中国纪念性雕塑最重要的源头,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平民化艺术探索。在苏联成立的初期,列宁就对艺术家宣传革命、教育人民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曾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将艺术家们从贫乏的生存条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但与此同时,革命又为艺术家们布置了看不见的任务,首要的任务便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参与到新生活的建设中去。”
所有的艺术门类中,电影和雕塑这两种样式因为面向大众,曾受到列宁特别的重视。他同雕塑家详细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需求,到雕塑现场实地察看,并多次出席雕塑揭幕仪式。在他的推动下,纪念性雕塑成为了1920年代苏联国家文化历史上的重要现象。
仅苏联成立后的前5年,就涌现出183件纪念性雕塑作品(部分为草稿方案)。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对比是,尽管多数雕塑形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当时参与雕塑运动的艺术家和工人基本都食不果腹,忍受着物质匮乏的艰难考验。
轰轰烈烈的“造像运动”所表现的形象,一般为以下几种:为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传播哲学思想的启蒙者,杰出的文化学者和大师,能够体现解放劳动、苏联宪法、工人与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纪念性装置等。
在这些形象中间,“工农联盟”作为当时的“新新人类”代表,曾得到许多雕塑家的青睐。怎样用艺术的语言表现苏联社会生活的新内容,让雕塑家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在所有的苏联纪念性雕塑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莫过于女雕塑家薇拉·穆希娜(1889-1953)的作品《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
她是苏联著名的雕塑家,5次获得斯大林奖金,雕塑史上许多著名的苏维埃人形象都出自她手中。这座《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雕像,是穆希娜为1937年巴黎世博会苏联场馆设计的,作品刚一问世便在苏联引起了轰动。
它借用了古代英雄的形象特点,但所有的设计风格的落脚点却在现代性上面。除了设计材料采用的铬镍材料表现出的工业属性,工人和农庄女庄员形象在当时也是不折不扣的“新新人类”。这一男一女跨步向前的姿势、飞舞的飘带和裙裾,隐喻了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优越性,对于每个参观世博会的资本主义国家观众来说,无疑是最有力的宣传。
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工农兵雕像。
发生在世博会上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插曲是,这件高达24.5米的雕塑作品立于苏联馆的顶部,而在夏佑宫步行街道的另一侧恰好是德国馆,其顶部雕塑是象征纳粹势力的十字标志和纳粹鹰。两座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雕塑临街对峙,仿佛是对两年后爆发的战争的一种暗示。
雕塑被运回苏联之后,由于外观过于雄伟,在安置上费了很大的周折,最终被确定在全苏国民经济展览馆的正门。在此以后的苏联雕塑界,又出现了若干次集中的纪念性雕塑热潮,譬如二战期间雕塑家们以战斗英雄为表现对象,塑造出无名烈士等众多经典形象。但从世界影响力上来看,已经没有哪一次可以超越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取得的成就。穆希娜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作为先锋主义雕塑的结晶,成了苏联社会的标志性符号。
1947年,该雕塑成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每一个看过该厂所生产影片的观众,都不会对这座雕塑感到陌生。甚至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片头仍是当年的雕塑。可见经历了70多年,俄罗斯电影人仍然对这个历史符号充满兴趣。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这或许也是对苏联雕塑学派的扎实创造能力的肯定,它的写实性和先锋性,超越了具体的政治体制。
雕塑教育的“一边倒”:留苏学生与雕塑训练班
尽管苏联的纪念性雕塑在1930年代便已经大放异彩,但中国雕塑界了解并重视这种风格,是在1949年以后。1950年,伴随着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术界也掀起了向苏联艺术家学习的热潮。这段时间国内的美术杂志开始辟出专栏,刊登介绍苏联的雕塑作品。随后不久,苏联美术研究院院长格拉西莫夫,副院长、雕塑家马尼泽尔等受邀来华举办讲座、和美术家座谈。
虽然中国拥有泥塑、石雕、木雕的悠久传统,但具有现代意义的雕塑教育起步很晚。史料可考最早的雕塑系,应该是1924年刘海粟在上海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设立的。1949年以前,中国雕塑教育主要走的是法国模式。一批留学过法国的艺术家如李金发、刘开渠等人受聘到雕塑系开设课程,这代人为中国近现代的雕塑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1950年代全盘接受苏联文艺的新方针,则几乎颠覆了原来的教育理念。
大体来说,中国雕塑接受苏联的影响的源头事件主要有两个:1950年代派遣留学生赴苏联留学;以及雕塑家克林杜霍夫受文化部邀请,于1956到1958年在中央美院开设的、面向全国从事雕塑创作的青年艺术工作者的雕塑训练班。
选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雕塑,是公费出国留学热潮的组成部分。考虑到国家经济状况,选拔出来的公费留学学员非常少,从1953年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仅有5名学生得到了国家资助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他们全部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机会难得,对他们的资格审查也格外严格。
苏联的雕塑教育模式非常严格和系统。最终进入到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的5名学生里,只有钱绍武、董祖诒完成了六年的学习任务,其余学生或只完成了三年的进修,或者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提前回国。这批学生回国后,都留在了中央美院担任雕塑系教师,列宾美院系统的教育,也影响了日后中央美院雕塑系教育模式的形成。
与出国留学相比,克林杜霍夫的雕塑训练班虽然时间更短,但波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影响也更大。来参加训练班的多为各地的美术学校教师,共计23人,他们接受了苏联雕塑教育学派“浓缩型”的教育,两年后又分散在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鲁迅美院、广州美院、西安美院以及上海美专等各地的美术院校,真正将苏联雕塑模式播散开来。
同时,苏联雕塑教育体系的引入,还使得中国雕塑教育的法国传统失去了原来的地位,一度沦落到岌岌可危的境地。由于“一边倒”的大环境,学生对艺术风格的评价也掺杂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少学生轻视法国雕塑模式,对于留法背景的老师上课也有些排斥。他们认为法国的雕塑风格是资本主义的,听课的时候要有针对性地鉴别,要学习他们的方法,而提防他们的思想观念“毒害”。
相反,苏联的艺术因为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表现的是鲜活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是先进的、革命的艺术方向,应该坚决拥护。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盛行,是到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文化艺术界的突出特点。
走向苏联模式:从“工农联盟”到“工农兵阵线”
在赴苏联留学和参加训练班之前,中国的雕塑家们对苏联雕塑的了解,主要来自美术杂志的介绍。直到1954年,大部分人才亲身感受到苏联雕塑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一年,“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在北京、广州先后展出,其中就有穆希娜《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雕塑。
在苏联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中国雕塑家们,无疑继承了他们导师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如训练班的学员傅天仇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武昌起义浮雕》,明显有苏联纪念性雕塑的痕迹。学员凌春德和傅天仇合作完成的《工农兵雕像》(即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片头雕塑),人物造型充满立体感,线条和轮廓都与苏联雕塑一脉相承,令人想到穆希娜的作品。
以工农形象为代表的苏联纪念性雕塑,之所以在中国雕塑界引发共鸣,与当时社会政治塑造自我形象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临近文革时以百人泥塑《收租院》为代表的阶级斗争系列群像,还是文革开始前几年蔚然成风的领袖塑像,以及1970年代各地公园流行的“工农兵”雕塑,都是这种需要的具体反映。
不过,苏联的雕塑强调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到了中国则演化为“工农兵”三种阶级的阵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话语。“工农兵”是中国1950年代直到文革结束,使用最广泛的语汇。和“地富反坏右”相比,这三个阶级代表的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政治斗争的先锋力量。
1955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曾以“工农像”作为10元面额纸币的主要图像。在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女拖拉机手、钢铁工人、纺织工人,又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人民币上,10元的纸币则以“工农兵大团结”为主题头像。
1970年代的工农兵雕塑,主要集中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公园里。如今天的武汉、石家庄、邯郸、温州、咸阳等地,还耸立着不同形态的工农兵雕塑。雕塑传达的平民阶级立场,和公园具有的大众性相得益彰,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文革时期,这种具有明显宣传作用的工农兵群像,还出现在曾广受欢迎的新式年画上。当时普通家庭一般都会在墙上张贴表现工农业劳动和建设成就、军民互帮互助等场面的画像,这些年画色彩鲜艳,人物形象昂扬向上,红扑扑的鹅蛋脸是最典型的特征。工农兵宣传画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从普通百姓家的墙上消失,取代它们的是港台明星的大幅海报。
工农兵雕塑同样面临着被遗弃的命运。尽管今天我们在电影片头仍然可以看到工农兵的形象,甚至在某些主题旅游项目中,偶尔也能看到工农兵打扮的景区人员,但他们作为一种“奇观”而存在,早已失去了原来的表意功能。原来耸立于各大公园的工农兵雕塑,一度被爱国主义教育的革命英烈塑像取代,如今又换成了抽象风格的现代雕塑。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似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不朽,即便是用大理石和金属材料浇筑的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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