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历史有两个不易觉察的陷阱。第一个是从后视镜里看历史的本能。由于我们知道那段时期以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告终，因此诱惑在于得出结论认为：10年或20年之前的事件已经注定了这一结局。这种决定论往往伴随着如下假设：实行民主制度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魏玛共和国在1933年垮台，被纳粹党独裁政权取而代之，是一步步滑向战争的主要因素。

《1918年11月》

第二个陷阱是，人们倾向于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与我们当今时代的麻烦进行过度比较。没错，威权统治者和蛊惑人心的民族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势，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国际主义名誉扫地。但是没有两个时代是相同的。正如保罗·扬科夫斯基所指出的：“侵略性的独裁政权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赋予（20世纪30年代）一张独特的面孔；而环境危机、核扩散和网络空间‘丛林’的幽灵，给了我们所处的（21世纪20年代）一个不受欢迎的特征。”

扬科夫斯基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和罗伯特·格沃斯的《1918年11月》是近年出版的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最引人入胜的史学著作。扬科夫斯基的目光超越了欧洲，追踪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事态发展。他对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事件进行了有价值的详细描述，比如日内瓦裁军谈判和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

与此同时，格沃斯的书试图纠正他所称的“把魏玛看成一个胎死腹中的共和国的非常片面的印象”。在他看来，这种解读掩盖了一个事实，即1918年革命诞生了统一后的德国史上到那时为止最进步的国家。身为都柏林大学现代史教授的格沃斯写道，在成立的头四年里，魏玛共和国战胜了对其稳定的无数挑战，到1923年进入“民主失败几率似乎远小于其巩固几率”的状态。

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那场革命正赶上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促使旧政权的保守派和新一代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编造了完全虚假的说法，即不爱国的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其他“叛徒”让德国输掉了战争。反动派们把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责任推到魏玛的温和派政治人士身上；此后多年里，在很多德国人的脑海中，那份条约的苛刻条款与革命和随后的民主实验联系在一起。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德国的这场革命是一场非常德国的革命——即使它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法国人的野蛮行为，没有俄罗斯共产党人的过激行为。”1918年11月10日，小说家托马斯·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不幸的是，这一判断下得过早了。

在革命后的动荡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在1918年掌权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动奥地利并入德国；这一步永远不会得到同盟国的支持。对艾伯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关键不是领土扩张本身，而是兑现1848年德语地区革命的自由主义承诺的努力。

这件事最终无果而终，“大德国”变成了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执迷。但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建立了一种福利资本主义，这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欧洲是非常先进的。商界和工会领导人就工资仲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在公司董事会的代表权达成协议。

对于布兰迪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扬科夫斯基来说，20世纪30年代初“混杂着孤立主义的自负，和平主义的遐想，革命的狂热，想象出来的对种族、民族或阶级的生死存亡的威胁，以及种种集体妄想”。他的核心论点是，从1932年秋到1933年夏初，“世界终于从战后进入战前时期。”

他强调，这并不等于说全球战争从1933年年中开始就不可避免：“……20世纪30年代不断扩散的失序状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句号。本来未必要发展到这种结局”。换句话说，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很重要，而且“的确，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

扬科夫斯基通过专注于一系列事件来阐述他的观点，这些事件或者对摇摇欲坠的后凡尔赛国际体系造成沉重打击，或者象征该体系的衰落。对世界和平来说，这些事件并非都是明白无疑的不祥之兆。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给人们带来了采取有力措施抗击大萧条的希望。在同月的德国选举中，纳粹党人得到的票数比1932年7月少了200万张。

然而，正如扬科夫斯基所说，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支持者们坚定认为，任何国际承诺都不应妨碍国内经济复苏。入主白宫后不久，罗斯福就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并破坏了伦敦经济会议。他的行动有一些好的理由，但事实仍然是：就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走上自给自足和备战的道路之时，美国——就像之前的英国一样——开始放弃旧的经济秩序。1933年，他领导的行政当局看不出有任何好处卷入抵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努力。直到30年代非常后期的时候，罗斯福才开始挑战国内的孤立主义。至于德国，由于保守派精英决心一劳永逸地废除魏玛民主制度——该制度已被经济危机大大削弱——纳粹党的选举挫折最终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