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2日，台湾“行政院”宣布：以后公文一概使用“日据”，禁止用“日治”。

“我们是有主权、有国格的‘国家’，为宣示‘中华民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公文书就应采用日据，而非日治。”“行政院院长”江宜桦表示。他还以韩国为例，韩国将日本殖民时期称之为“日本强占”和“日帝占领”，故台湾在政府公文中强制用“日据”是很合理的。

“行政院”的举动，遭到来自绿营团体的强烈抗议。绿营报纸《自由时报》发表题为《“马据”五年，已成“豺狼治国”与“强盗政府”》的社论，批评其做法是典型的外来政权的统治遗绪和牧民情绪，而且警告“此举只是个开端，马政府必将全面殖民”。

事实上，“行政院”的表态与台湾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上述两词的争论有密切联系，外界更将此看做是马英九支持“日据”说法。作为对教科书争议的判定结果，台湾“教育部”在同期宣布“日据”和“日治”可以并存。而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中，“日据”观念的教科书均无法通过审查。

“日据”教科书翻身背后

“这是近20年来，台湾历史教育上最重大的一次改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略显激动地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作为“统派”的著名活动家，张亚中同时是史记、克毅和北一这三家出版社的高级顾问。正是他所在的出版社负责编写三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因而掀起了这场争议的序幕。

台湾“教育部”并没有组织编写统一全岛的教科书，而是将编写的权力下放给民间出版社。由“教育部”课纲小组制定课程大纲，各出版社依照课程大纲来编写，再由“国家教育研究院”（下称“国教院”）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审查，合格者予以发行。“国教院”是一个政府研究机构，成立于2011年，其前身是建立于1932年的“国立编译馆”。

张亚中所递交的历史教科书，卡在了审定委员会手上。“我已经花了1000多万元（新台币），书商都是要赚钱的，他们不敢顶着课纲行事，只能自我阉割”，张亚中说，“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扭转台湾错误的历史观。”

与其他书商不同，张亚中将教科书出版视为政治活动，因而多项内容违反现有课纲：比如新书用“日据”来代替“日治”，用“明郑”替代“郑氏”（郑成功），以中共、中国大陆来替换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台湾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更换“台湾是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社会”，还在书末的大事年表中分类为“本国史”和世界史两类——台湾史和大陆史归属于“本国史”名下，而课纲要求并列设置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此外新书尚有众多挑战课纲的内容。

面对台湾审定委员会的判定，张亚中采取了多种方式予以反击。他去“监察院”告状，向法院提出刑事诉讼，利用媒体舆论造势，并亲自写信给“教育部部长”警告此事的严重违法。

在国民党执政的背景下，这些举措见效很快。“我们收到了‘监察院’的公文，要求‘教育部’审查此事，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审定委员会太严格了。”

台湾“教育部”主任秘书王作台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至此，我们才知道过去15年里写‘日据’的教科书都被驳回，但当时的出版社并没有来‘教育部’申诉，这样的案例有三四起。”据王作台介绍，以往“教育部”按照程序会选择尊重审定委员会的处理，因而并不过问。直到今年张亚中坚持使用“日据”一词引起很大动静，并指责审定委员会超越政府赋予的权限时，“教育部”才开始过问此事。

当“行政院”出台支持改字的措施，张亚中认为已经取得一个阶段的成功，接下来他将出版第2-4册课本，并编写国中（初中）历史课本。王作台则表示，“教育部”必然执行“行政院”规定，在公文中一律采用“日据”，但教科书的编写并不受此通知的影响。

两者差异在于立场和情绪

马英九政府的弱势之一，体现于“教育部”一直以来采用妥协的方式，它对统派、独派都不敢彻底得罪。尽管马英九看了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后，大呼“触目惊心”。即便如此，反对派已经采取激烈行动。“台独”色彩浓厚的台湾教师联盟、台湾教授协会成为抗议群体的主力。他们在教育部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台湾教师联盟在网站首页发布新闻稿《一字丧邦？丧哪个“邦”？去××的中华冥国，建立台湾国》，并号召民进党执政的六县市公文拒绝用“日据”。

教师联盟秘书长郭燕霖、教授协会前会长陈仪深、副会长许文堂等人向“教育部”陈情，“日治”指领土转移，“日据”偏向暂时的军事占领，前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立陈述的用法。教授协会宣称，若“教育部”放任“日据”字眼出现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上，他们将联合一切力量赶“教育部部长”蒋伟宁下台，并追究王作台的责任。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并没有对陈水扁留下的课纲小组成员进行换血，只是进行微调。因此，课纲小组依然使用陈水扁时期的九八课纲，因此不断招致统派批评。2011年马政府通过新课纲修订，并于2012年8月投入使用，但新课本在统派人士眼中依然问题重重。

今年78岁的王寿南，退休前曾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主任，也是当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曾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课纲小组。他向本刊记者指出：“李登辉上台前，课纲小组里有很多知名历史学者，如李国祁、李云汉、张玉法等人。我们这批人受中国传统历史影响很深，所以坚持‘日据’说法。”

谈及“日据”和“日治”的差异，王寿南认为主要在于立场和情绪。“台独派之所以采用‘日治’，是方便将台湾历史划分为荷兰、明郑、清治以及中国占领时期。于是台湾就成了公交车，上车下车者都是外来的，包括中国。”

早在迁台前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去日本化的工作。1946年许寿裳抵达台湾任省编译馆馆长，推行国语教育。其他措施还包括更换街道名字、将日本在各地的神社改成地方忠烈祠等。“蒋介石在任时，每年会有‘七七事变’纪念活动，但多半是个纪念会，其目的在于宣传勿忘先烈，并没有培养反日情绪。”王寿南回忆道，“1950年学术界开始研究台湾史，最初就是集中在日据时期，当时最热门的人物是同盟会的抗日志士罗福星。”

两蒋时期的台湾历史教科书也非常“中国化”，并且统一由“教育部”编写。1997年，李登辉主导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成为重大转折点。此后，台湾教科书日益增多本土化内容。在统派学者们看来，李登辉将台湾史与本国史脱离，大力美化日本殖民时期。1999年实施八八课纲，并开放民间机构编写教科书。

2002年，陈水扁在执政两年后将国民党籍的“教育部部长”曾志朗换为黄荣村，2004年又换为杜正胜。因其可以任命课纲小组成员，故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任期后，课纲小组基本被“台独”倾向的学者把持了。2007年，民进党政府借台湾历史学会发布《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划》，正式判定“日据”乃“不客观历史价值判断、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当时李登辉、陈水扁手握行政资源，台湾史研究可以拿到很多经费，中国史研究很难批下钱，台湾史研究就被绿营掌握”,张亚中语中带有无奈。

“日据”的声音开始重新夺回话语权，得益于正在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然而当台湾迎来下一次政党轮替，是否会有变数？“日据”派们并没有想得那么远，他们只想先尽力占领教科书平台，便可以影响一代人。

王作台则反复强调，“教育部”对此会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课纲应允许有充分的讨论空间，并体现在课本上。对下一代而言，能在一个讨论空间里做到独立思考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