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多家出版机构，耗费数年，《来古记》终于出来了。“书有它的命运。”陈莉莉身上有了一种释然。

相遇来古村，有一定偶然性，陈莉莉的方向本不是它。遇到了，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也就留了下来，她说：“生活一下子不需要有‘金钱’‘时间’‘效率’的概念。下雪的声音、孩子们的声音、村民的声音、季节更替的声音、草生长的声音、杜鹃花开的声音，以及杜鹃花枯枝在灶下燃烧的声音，就像蓝天白云涌进房间里一样涌进心里来，特别丰富，特别饱满。”

当然，只有读过了《来古记》，才知道像这样的感知，是为浅层次，更多的感悟，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在生命与生命之中。

浮在水面的油花

遇到来古村是一次意外，可能也正因此，陈莉莉会觉得它是一个礼物，是生命走到某一阶段，命运待她还算不薄的一个馈赠。

去西藏前，陈莉莉在一家财经日报社当记者，很忙碌，她自己也很喜欢。那时候经常要写的文章和需要关注的是财经领域。实际上，她一直有非工作写作的想法，也一直在写；虽然静下心来，会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但写出来的愿望特别强烈，觉得好像只有写出来，才能解脱。

那时，她特别想写的主题与父亲有关，与家乡有关，从父亲在世上最后一段时光写起。对她来说，是父亲的生病、离世、葬礼，把她从一种轻飘飘的人生状态直接拽进生命的另一种真实。

父亲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莉莉的很多东西被重新洗牌。尤其“有感于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有感于她是一个做文字工作的，却没有真正地为自己的父亲写过字，而他一直以她和她的职业为傲；有感于他一直活得蛮拉风，但世事有时就是油尽灯灭，有些事情又总是人走茶凉；有感于他可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快点长大、快点成熟、不必悲伤以及纠葛于失亲之痛”。

《 来古记 》

各种有感，也因为总也写不好的那种无力感一直在困扰着她。2012年年初，她辞了当时报社的工作去了西藏（在西藏的时间里，报社还给了很多的帮助）。她说她主要是想去经历那里的生活与文化，同时她也天真地认为，到了西藏以后，她的时间可能会从容一些，那样就可以把特别想写的赶紧写出来了。实际上，这正是她的误解。到了那里以后，除了睡觉的时间是自己的，每天都很忙碌。

陈莉莉去西藏，刚开始不是在来古村，是在当雄县一个镇上的小学校。学校距离拉萨300公里左右。陈莉莉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不适应，生病了。在拉萨治好病后，陈莉莉找了一家云南的孤儿院，考虑到海拔相对低些，可能不会生病，对方也说他们缺老师。

从拉萨去云南的路上，陈莉莉遇到了来古村。

那天晚上，陈莉莉和司机，以及同车要看冰川的游客，一起住在然乌镇的旅馆，吃饭时大家聊到了来古村，说它如何美，就是太冷了，还太偏。第二天，陈莉莉跟司机说想进去看看，他不太愿意，因为会耽误时间、影响行程。司机是云南人，他想着能赶紧回到家。

陈莉莉的想法是，跟着司机往前走，就要出西藏进云南了，她想自己再看看，就徒步进村了。

后来回想在西藏的时间，陈莉莉觉得真正的生活好像就是从那天早晨她决定走进一个陌生的村庄开始的。相比之下，之前的两个多月虽然每天也充满了好奇，每天也很新鲜，但对她来说太轻了。

对于想要的交融在一起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就像是那浮在水面的油花。

是村庄帮助了她、收留了她

刚开始，一些村民并不认同陈莉莉，觉得奇怪，甚至认为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她没想过要离开。刚进村时，她就喜欢这个村庄。当时下雪，整个村庄白茫茫的，村民们裹得很严实，只露两只眼睛。村庄里很安静。载她的司机一进村就指着学校说，那就是你要找的学校。学校是有颜色的，绛红色，与寺院的颜色相近。

村民们还是很热情，总是给她东西吃，刚开始，她礼节性地拒绝，以为那是城市文明里的“客套文化”。后来驻村干部说那不是客套，是真诚的、真心的，如果不接受，他们会觉得她可能真不喜欢或者嫌弃。

后来他们给的豌豆、青稞、土豆、饼子、牛奶、酸奶、青稞酒什么的，陈莉莉都收了下来，一部分自己用，一部分用来回赠。

孩子们很快就接受陈莉莉了。他们后来跟陈莉莉说，她特别像小孩，比他们还像小孩，但是需要她像大人的时候，又特别像大人，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她，好像大家都是同类人。

大人们接受起来可能时间要长一点，也不是不接受，而是不会很自然，会有些戒备，但是陈莉莉依然会收到他们的各种善意。可能是看到陈莉莉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看到孩子愿意接近她，他们的戒备心也就放了下来。

从那以后，陈莉莉感觉到了被信任。信任了，就会给她更多更多。本质上，陈莉莉去西藏是为了寻找，那里统统都给了她，并且远超她的经验和想象。

有人说她帮助了那里，在陈莉莉那里则相反，是来古帮助了她。她是一个弱者，一个需要力量的人，是村庄里的人收留了她。她的所有，包括书写，就是文字工作者的本能，也是一种回报。除此以外，她说她没有别的能量了。

因为写作，要梳理一些事情，那段时间的生活再次一幕幕地回到她的脑海里。她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们经常问她：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啊？后来孩子们说的是：我们到时候去看你。陈莉莉经常想象着一幅画面：她老态龙钟地坐在房间里，孩子们一个一个推门进来，带着灿烂的笑容、露出洁白的牙齿。

“有一天早晨醒来，觉得真是像梦一场。有时候想想，真死在那一年，可能也不坏。”

西藏，不只存在于游记里

写作的过程，难熬。尤其从西藏回来以后，陈莉莉有一个漫长的重新适应北京的过程，比适应来古村时间要久得多，就是她总回不过来劲儿，这让她有点怕。但她知道应该珍惜它、保护它。她慢慢意识到她所有想要的都因为“写”而回报给她了。

现在再想想，如果再放一段时间，离它再远一点，写出来的也许会更好一点。但是那种自己可能随时会死的紧迫感，让她还是听从心愿，先写出来、写下来。

改改写写，写写改改，算是2015年写完，2016年终稿，中间还停了一段时间，想放一放再看看。后来陆陆续续地核实、补充新的东西，因为是一部严肃的非虚构作品，而且与藏族有关，与一个个人有关，要慎重再慎重。除了前言、后记以及人物表，2016年以后，稿子没再动过，现在也没回头看。对它的情感，还有能付出的能量，陈莉莉觉得可能那几年都已经倾泻而出了。

《来古记》肯定有不足，这也正是它未来的空间。陈莉莉一直认为非虚构作品与小说不一样，小说可能结束也就结束了，但《来古记》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更多的是孩子，他们都在成长。陈莉莉说她还是本着一种记者的角度和心态，能做的就是还原、记录。这也是她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

当下，记录西藏藏区民众生活状态的文字并不多，更多的是游记、历史类作品，要么就是虚构作品。陈莉莉的写作是回到生命，回到具体的人中，看他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怎样生活？有怎样的喜怒哀乐？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精神深处的连接到底是怎样的？他们怎么看待其他民族，其他民族怎么看待他们？这些都是她想记录和传递的，她觉得真实，才有力量。

写的那段时间，陈莉莉哭得特别多。主要是小孩子们当时跟她联系得特别紧密。他们没有电话，遇到游客时，就让游客用手机给她打电话，通了，好多个孩子在那边叽叽喳喳。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和来古村，和这些孩子，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但是刚开始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她以为此生可能不再相见了。

中国民族文化丰富、多元，但流通领域的，人们能看到的不多，更多的有符号、标签之嫌，除此以外，即使有，也是小众传播。这中间就容易有误解，有很多真实的当下的东西抵达不到人们的视线、内心，也导致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说很多问题因此而产生。

陈莉莉说她特别想传递这里的声音，《来古记》也试着传递这种声音。她的出发点是本能的、良性的、健康的，她不知道它会结什么样的果，但她愿意相信更多的人也是良性的、健康的，是更加开放与包容的。

书出来后，陈莉莉第一时间就跟孩子们说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谁在小图册里，谁没在。还有一个孩子说：“啊，我终于等到了，我等了好久啊，老师。”他有意让陈莉莉很开心，在上学的时候他就这样，总是愿意为他人着想。

他早已不再上学了，小学毕业以后就从镇上回到了来古，主要因为健康的原因。他们回到村里就做着父辈做的工作，挖虫草、盖房子、给客人牵马。每当想到他们站在村口等客人的样子，陈莉莉说就希望他们遇见的人，对他们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