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照管60个“小号”、3部手机随时连着充电宝、上厕所开会都不忘“刷分”……这不是淘宝大V在卖货，而是社区工作者在应付各种形式化考核。据大陆媒体《半月谈》报道，社区工作者如此繁忙，原因无他，只为了完成某政务App的考核新指标。由于社区党员中年长者居多，大部分没智能手机，更别提登录操作App了，社区只得为这些党员注册账号，账号信息全部交由社区工作者帮着完成。于是，在专门手机上，每日登录为60个账号“签到”“刷分”，就成了这个社区工作者的“中心工作”。

记者走访多个社区发现，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3到5部手机已成社区工作者的标配，工作量巨大：最新文件得看、工作群消息得看、检查组脸色更得看；上级精神得听，会议传达得听，领导交代更得听；统计表格得填、汇报材料得填……基层干部感慨，“看”“听”“填”这“铁人三项”，每个社区差不多都能出金牌选手。由于城市推行网格化管理，社区工作者大都兼任了各种各样的网格员——安全网格员、综治网格员、环保网格员、疫情防控网格员……疫情防控期间，上级不仅“作业”派得多，“教导主任”派得也多。

《半月谈》文章总结，形式主义分主动和被动两种——好大喜功，争功邀宠，大搞面子工程，为“主动形式主义”；而不想干实事，只为不出事，做留痕报表比解决问题重要，核对台账比群众考评稳妥，则是“被动形式主义”。目前，被动形式主义正在给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带来麻烦与痛苦。

对此，中共高层也很清楚。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今年4月，中办又再度发布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但从眼下的一些报道看，形式主义仍在各地风行，难以遏制。

说形式主义已成为当下一些官员工作的路径依赖，并不为过。之所以有人乐此不疲，无非是这么做尝到了甜头，获得了利益。某些官员对民众的意愿与疾苦不关心、不了解、不在意，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想当然地大搞各种行不通的“假大空”政绩。于是我们看到，各种高频次的督查检查看似走进了基层，其实不少乃走秀式的形式主义，并没有真正深入基层，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检查、督查多了，必然套路化、程式化，这不仅占用了基层干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也使得基层干部不得不跟着搞起了形式主义。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制定了一些根本不切实际、无法完成的目标与考核办法，向下级施压，要求白纸黑字地完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目标一旦制定下来，等于逼着基层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完成任务。就像《半月谈》报道的那样，App签了到并不等于看了文章，填了表并不等于做了事，干部“下沉”了也并非就为基层解决了困难，有可能还增加了负担。如此简单的逻辑那些上级机关难道不明白？有“主动形式主义”，就必然会有“被动形式主义”。至于工作究竟做得如何，民意究竟怎样，并没多少人会真正关心。

基层的这种“被动形式主义”，危害并不弱于上面的“主动形式主义”。因为基层干部主要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荣辱升降只与上级有关，揣摩上级意图是习惯，唯上和服从也是其行为准则。久而久之，形式主义方式的说话办事就容易成为他们的本能。当“被动形式主义”跟“主动形式主义”一样，发展成普遍现象时，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示范作用——使社会风气变得虚假、伪善和粗陋。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中办4月印发的通知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这句话，既有对形式主义的判断：让“群众失望”；也揭示了形式主义之根：“自以为领导满意”。要治理形式主义，就不能只依赖政府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进行单向度治理，而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基层干部和民众最有发言权，要让他们在决策上、执行上多参与，要在政务的效率性与法治化方面多做文章，贫瘠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才行。

在国际大环境和疫情变幻莫测的今天，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国家的许多政策，仍是依靠这些形式主义的办法在地方推广与落实，只会让民众面临更多的困境，徒增民众的反感。各地政府应尽快改变各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时不我待！